的脊背挺得笔直，整个人像一杆标枪戳在地上。她那双瞎了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前方老槐树的方向，嘴唇翕动着，发出一些含混的音节，像在念经又像在咒骂。
“回去。”她说，声音不大，但在这死寂的夜里传得格外远，“都给我回去，还没到时候。”
话音刚落，老槐树底下的油灯突然全部灭了。
那些穿寿衣的人也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月光洒下来，照在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照着那口用青石板盖住的枯井，照着空荡荡的村口石板路。只有地上的积雪还在，雪地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六七十个人围坐的痕迹，但——没有脚印。
从村口通往老槐树底下，从老槐树通往四面八方，雪地上干干净净，一个脚印都没有。
那些人像是凭空出现的，又像是凭空消失的。
我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三
我坐在那个土坎后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砰砰砰地擂着胸腔，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三叔蹲在我身边，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他的脸色在月光下白得像纸，但眼神还算镇定。
老太婆拄着木棍慢慢走过来，走到我们面前站定。她低头“看”着我们——虽然她是瞎子，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看得见，而且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张了张嘴，叹了口气，那个叹气声里装满了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又像是在叹息，又像是在庆幸，又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们看见了。”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三叔深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但吐字还算清楚：“老人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那些是人还是鬼？”
老太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转过身，拄着木棍慢慢往回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住了。她站在院子中间，月光把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结了一层薄冰的地面上，像一根被风吹弯的枯竹。
“明天，”她说，没有回头，“你们跟我上山。”
“上山？”三叔追问，“去铲山？”
老太婆没有再说话，重新佝偻起腰，一步一步走进了屋里。木棍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像是某种仪式完成后的最后一道钟声。
三叔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们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跟在她后面回到了屋里。门一关上，那种阴冷的感觉就消退了大半，灶膛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拨亮了，暗红色的火光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像是在努力告诉我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
但我俩心里都清楚，那不是梦。
那天晚上，我和三叔谁都没再合眼。我躺在长凳上，三叔靠坐在灶台边上，两个人就那么睁着眼睛，听着屋外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听着木棍偶尔敲击地面的“笃笃”声从里屋传出来，像是老太婆在来回踱步，又像是什么别的东西在丈量着什么。
天刚蒙蒙亮，老太婆就起来了。她烧了一大锅稀粥，放了红薯和干枣，招呼我们吃了。她自己吃得不紧不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是在进行某种必须完成的仪式。三叔吃得心不在焉，我则完全是硬往嘴里塞，食不知味。
吃完饭，老太婆摸索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的竹篓子。篓子里装着两把生锈的铁铲，铲刃上全是深褐色的锈迹，那片锈的颜色不对，不像是铁锈常见的红褐色，而是发黑发暗的深褐色，像是被什么东西浸透了之后又晾干的颜色。她摸了摸铲刃，在袖口上擦了擦，递给我们。
“拿着。”她说，“上了山别乱跑，跟着我走，我走哪里你们走哪里。看见坟头就铲草，草要连根拔，一根不留。铲完了别回头，别说话，别数数，别喊名字。听见什么都别应，看见什么都别停。记住了？”
三叔接过铁铲，掂了掂分量，问我：“你记住了？”
我点头，又想起她看不见，赶紧补了一句：“记住了。”
老太婆从怀里摸出一根红绳子，让我和三叔一人一头系在腰上，中间大约隔了三尺来长。她自己不系，拄着木棍走在最前面带路。那根红绳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颜色发暗发褐，表面磨得起毛，但我凑近了闻了闻，闻到一股淡淡的朱砂和雄黄的味道。
我们在蒙蒙亮的天光里出了门。
山就在村子的后面，不算高，但林木茂密，冬天叶子落光了，黑黢黢的树干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大片竖起来的墓碑。老太婆虽然瞎了眼，走路却比我们俩都利索，木棍在前面探路，脚尖紧随其后，每一步都踩得不偏不倚，仿佛这条路她已经走过千百遍，闭着眼睛都能走。
事实上，她确实是闭着眼睛都能走。
上山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枯黄的茅草和不知名的灌木，有些地方的茅草长得比人还高，把路挤得只剩下一肩宽。走在前面的三叔还好，我背着竹篓子走在最后面，茅草的锯齿叶子划在脸上生疼。头顶上的天空被两侧的树枝切割成一条窄窄的灰白色缝隙，像一只半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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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她说，声音不大，但在这死寂的夜里传得格外远，“都给我回去，还没到时候。”
话音刚落，老槐树底下的油灯突然全部灭了。
那些穿寿衣的人也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月光洒下来，照在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照着那口用青石板盖住的枯井，照着空荡荡的村口石板路。只有地上的积雪还在，雪地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六七十个人围坐的痕迹，但——没有脚印。
从村口通往老槐树底下，从老槐树通往四面八方，雪地上干干净净，一个脚印都没有。
那些人像是凭空出现的，又像是凭空消失的。
我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三
我坐在那个土坎后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砰砰砰地擂着胸腔，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三叔蹲在我身边，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他的脸色在月光下白得像纸，但眼神还算镇定。
老太婆拄着木棍慢慢走过来，走到我们面前站定。她低头“看”着我们——虽然她是瞎子，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看得见，而且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张了张嘴，叹了口气，那个叹气声里装满了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又像是在叹息，又像是在庆幸，又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们看见了。”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三叔深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但吐字还算清楚：“老人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那些是人还是鬼？”
老太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转过身，拄着木棍慢慢往回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住了。她站在院子中间，月光把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结了一层薄冰的地面上，像一根被风吹弯的枯竹。
“明天，”她说，没有回头，“你们跟我上山。”
“上山？”三叔追问，“去铲山？”
老太婆没有再说话，重新佝偻起腰，一步一步走进了屋里。木棍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像是某种仪式完成后的最后一道钟声。
三叔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们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跟在她后面回到了屋里。门一关上，那种阴冷的感觉就消退了大半，灶膛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拨亮了，暗红色的火光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像是在努力告诉我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
但我俩心里都清楚，那不是梦。
那天晚上，我和三叔谁都没再合眼。我躺在长凳上，三叔靠坐在灶台边上，两个人就那么睁着眼睛，听着屋外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听着木棍偶尔敲击地面的“笃笃”声从里屋传出来，像是老太婆在来回踱步，又像是什么别的东西在丈量着什么。
天刚蒙蒙亮，老太婆就起来了。她烧了一大锅稀粥，放了红薯和干枣，招呼我们吃了。她自己吃得不紧不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是在进行某种必须完成的仪式。三叔吃得心不在焉，我则完全是硬往嘴里塞，食不知味。
吃完饭，老太婆摸索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的竹篓子。篓子里装着两把生锈的铁铲，铲刃上全是深褐色的锈迹，那片锈的颜色不对，不像是铁锈常见的红褐色，而是发黑发暗的深褐色，像是被什么东西浸透了之后又晾干的颜色。她摸了摸铲刃，在袖口上擦了擦，递给我们。
“拿着。”她说，“上了山别乱跑，跟着我走，我走哪里你们走哪里。看见坟头就铲草，草要连根拔，一根不留。铲完了别回头，别说话，别数数，别喊名字。听见什么都别应，看见什么都别停。记住了？”
三叔接过铁铲，掂了掂分量，问我：“你记住了？”
我点头，又想起她看不见，赶紧补了一句：“记住了。”
老太婆从怀里摸出一根红绳子，让我和三叔一人一头系在腰上，中间大约隔了三尺来长。她自己不系，拄着木棍走在最前面带路。那根红绳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颜色发暗发褐，表面磨得起毛，但我凑近了闻了闻，闻到一股淡淡的朱砂和雄黄的味道。
我们在蒙蒙亮的天光里出了门。
山就在村子的后面，不算高，但林木茂密，冬天叶子落光了，黑黢黢的树干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大片竖起来的墓碑。老太婆虽然瞎了眼，走路却比我们俩都利索，木棍在前面探路，脚尖紧随其后，每一步都踩得不偏不倚，仿佛这条路她已经走过千百遍，闭着眼睛都能走。
事实上，她确实是闭着眼睛都能走。
上山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枯黄的茅草和不知名的灌木，有些地方的茅草长得比人还高，把路挤得只剩下一肩宽。走在前面的三叔还好，我背着竹篓子走在最后面，茅草的锯齿叶子划在脸上生疼。头顶上的天空被两侧的树枝切割成一条窄窄的灰白色缝隙，像一只半睁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