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即毕。”

    这是在极度保守的礼教与医疗必要之间,所能找到的最脆弱的折衷。皇太后在极度的内心挣扎后,几乎是以一种赴难般的心情,在宫女的搀扶和屏风的遮掩下,完成了这简短却划时代的步骤。

    整个过程中,陈院判的目光如鹰隼般盯着西洋医生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们那些闪亮的金属器械和看似随意的操作。

    他心中或许在飞速评判:此等“器”之巧,是否僭越了“道”之本?这等直接探查体腔声音之法,与中医“司外揣内”的哲学,究竟孰高孰低?

    检查完毕,两位医官退至外间稍事商议,通过通事禀告初步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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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医士的言辞细腻,显得冷静而直接:“皇太后陛下有明显之神经衰弱症状,并伴有轻度至中度之心律不齐与胃肠道功能紊乱。长期忧虑与卧床导致肌肉萎缩无力,血液循环亦不佳。当前并无急性感染迹象。”

    皮埃尔医士的补充则更关注细节:“太后陛下睡眠障碍与食欲不振是核心问题,加剧了整体的虚弱。”

    “我们建议,第一,立即开始非常温和的被动关节活动与肌肉按摩,以促进循环,防止进一步衰弱。第二,饮食需调整为更易消化、少食多餐之特殊流质与半流质,并可加入少量科学配比的营养补充剂。第三,可考虑使用极小剂量、经过严格计算的镇静安神药物,以打破失眠与焦虑的恶性循环。”

    他们的诊断,用了“神经”、“循环”、“功能”、“剂量”等词,指向具体器官与功能,与中医的“气、血、心、脾”形成鲜明对比。方案更是具体到操作(按摩)、食物形态(流质)和化学物质(镇静剂)。

    陈院判终于忍不住,在绍英的目光示意下,上前一步,对着通事,实则是说给太后和在场所有人听:“请问二位洋医,所谓‘神经衰弱’,与中药医籍中所载‘思虑伤脾’、‘心肾不交’有何对应?所谓‘镇静药物’,是何性味?归经如何?长期服用,可会伐伤根本,产生‘药邪’之害?”

    这不仅是质疑,更是两种医学体系根本对话语权的争夺。暖阁内的气氛骤然紧绷。

    皮埃尔医士试图解释药物作用的生理学原理,但“神经递质”、“抑制剂”等词汇通过翻译变得更加晦涩。

    马丁医士则更务实一些,他表示:“我们充分尊重贵国医学传统。我们提议的治疗,尤其是物理调理与营养支持,可以与贵国汤药并行不悖。至于药物,初期可以完全不使用,或仅在最必要时,使用极微量,并随时观察。”

    绍英此时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陈大人所虑极是,关乎皇太后万金之躯,确需慎之又慎。今日之诊,重在‘察情’。二位医士之议,尤其是不动针药、只涉调理与饮食的部分,似可与太医院现有方案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具体如何采纳、取舍、融合,还需陈大人与诸位太医,会同西医馆,细细斟酌,拟定一个万全稳妥的章程,再呈太后与皇上圣裁。”

    他这番话,将一次可能爆发的直接冲突,引向了“程序”与“磋商”的轨道。既肯定了太医院的核心审议权,也为西医方案的某些部分(非药物部分)落地,预留了空间。

    皇太后疲惫地闭上眼,轻轻挥了挥手。

    这场耗尽心力的“历险”暂告段落。

    她感受到的,除了检查本身的不适与惶恐,或许还有一丝奇异的感觉。

    ——那些冰冷的器械和陌生的术语,似乎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见”并试图理解她的痛苦。

    而陈院判与马佳绍英的对话让她明白,这场关乎她身体的新旧之争,远未结束,只是从帷幕之后,正式搬到了舞台中央。

    她这个最重要的“病人”,恰恰身处风暴眼最寂静的位置。

    长春宫东暖阁里的空气,似乎与往日不同了。那股经年累月、几乎沁入梁柱的浓郁药香里,悄然掺入了一丝几不可察的、清冽的酒精与某种柠檬草混合的陌生气息。

    更重要的是,暖阁主人的神情,有了细微而确实的变化。

    隆裕太后依旧倚在榻上,但连续五日,她每日午后能多维持约两个时辰的清醒与平静,而非从前那般昏沉嗜睡。

    据贴身宫人悄声禀报,皇太后夜间惊悸醒来的次数减少了,甚至有一日清晨,竟主动询问粥品,进了一小碗梗米粥并两样清淡小菜。这在过去数日是罕见的。

    变化源于一套极其温和的“辅助方案”:每日午后,两位西洋医馆的医官,会在两名太医院指定的低阶医士陪同下,为太后进行约十分钟的“物理调理”。

    这并非手术或注射,而是一种介乎按摩与理疗之间的手法,重点舒缓太后因长期卧床和忧思导致的肩背僵痛,并辅以一种由薰衣草与缬草提取的、经太医院院使亲自嗅验认可的安神精油,以蒸汽法微量吸入。

    同时,太后每日的汤药中,有一味药材被替换为德国洋行提供的、经过提纯的标准化浸膏,剂量仅为原草药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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