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发现床前多了一样东西——一双绣花鞋,一只银簪子,一方红帕子。都是我在梦里自己拿来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的梦游。

    老船工六叔公是第一个猜到真相的人。那天他把我叫到河边,让我伸出手来。我把袖子往上撸了一截,露出那只陷在皮肉里的青玉镯。六叔公盯着看了半晌,烟锅子掉在地上都没去捡。

    “阿湄,”他的声音像破风箱一样粗哑,“你知不知道你戴的是什么东西?”

    我摇头。

    “那不是镯子。”他说,“那是拴魂链。”

    七十年前,湄河上有个姓陈的大户人家,家里有个女儿叫蝶姑,生得极美,一双眼睛能把人的魂勾走。蝶姑十六岁那年,被她爹许配给了河东周家的独子。周家是镇上数得着的高门大户,这门亲事算得上门当户对。可惜周家的独子是个痨病鬼,拜堂那天就吐了血,没等入洞房就咽了气。

    蝶姑一夜之间从新娘子变成了寡妇。

    周家不肯放人,逼她守寡,说是“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蝶姑被关在周家后院的柴房里,穿一身白,不许出门,不许见人,连说话都不许大声。周家的规矩大,新寡的妇人不能露脸,否则就是不知羞耻。蝶姑就这样被关了整整一年。

    一年后的七月十五,中元节,周家的人都在前院烧纸钱,没人管后院。蝶姑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红嫁衣,穿在身上,涂了胭脂,抹了水粉,把自己打扮得像出嫁那天一样好看。她偷偷溜出周家后门,走到湄河边上。

    有人看见她坐在河岸上哭,哭了一阵又开始笑,笑完了就站起来,一步一步往河中间走。走到水漫到胸口的时候,她回过头来,对岸上的人说了一句:“我在河底等着。谁动我身上的东西,谁就来陪我。”

    说完这句话,她一头扎进了水里。

    第二天,周家派人下河打捞,捞了三天三夜,什么都没捞到。蝶姑的尸体就像是融化在水里了一样,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下。但周家上下都说,出事的那个地方从那天起就变了——河水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说是青又不是青,说是黑又不是黑,像是有人在河底熬了一锅浓浓的墨汁。

    而蝶姑手上戴的那只青玉镯,据说是一对,是她娘家的陪嫁,另一只随她沉入了河底,再也没人见过。

    “这是第二只。”六叔公指了指我手腕上的镯子,“七十年前沉下去的那一只,被你捡回来了。”

    他告诉我,那个我从前天河里捞起来的男人,不是普通的死人,是负责在河面上巡游的“探阴差”——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是河工或者船夫,死后被河里的鬼魂收去做差役,专门在湄河里巡视,替水下的孤魂寻找替身。他的脸不是泡肿的,是被什么东西勒死的,那块胎记也不是胎记,是河里的东西在他脸上留下的烙印。

    “你把他的镯子拿走了,他没了差事,回不到水下去了。”六叔公说,“现在他的魂就附在你身上的这只镯子里,一天到晚催着你往河边走。等你真走到河里去了,他就把你拖下去,用你的身子换他的身子,他就解脱了。”

    我听得后背发凉,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可那个穿红嫁衣的女人是谁?不是蝶姑吗?”

    六叔公的眼神闪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蝶姑?”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那是他们的说法。我不这么说。”

    “那您怎么说?”

    六叔公沉默了很久。河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露出一双浑浊却精亮的眼睛。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盏茶的工夫,最后伸出手来,在我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

    “你别问了。”他说,“有些事,问了就回不了头了。”

    我被他这句话吓住了,不敢再问。可是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他不肯说的那个秘密。

    三

    那一夜月光极好,好得不像话。湄河上铺了一层碎银子,亮堂堂的,河底的石头和水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腕上的镯子烫得像刚出炉的铁圈,烧得我整条胳膊都在疼。

    我爬起来,赤着脚走出屋门。

    月光照在院子里,白花花的一片。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裳,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像是有人穿着它们在跳舞。其中一件是我昨夜才洗好晾出去的大红棉袄——我爹去年过年给我做的,我一直舍不得穿,嫌它太红了,穿出去招眼。

    可这会儿,那件红棉袄不见了。

    晾衣绳上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衣架,在月光下轻轻摇晃。

    我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双脚已经不听使唤地朝河边走去。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是那只镯子在拽我——它像是长了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的脚踩在泥地上,踩过蒺藜和碎石子,踩过湿滑的草坡,一直走到河边的大柳树下。

    船还拴在那里。

    我上了船,解了缆,撑起竹篙。我的动作熟练得像在做一件每天都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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