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里不再只有绘图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激烈争论的嗡嗡声和机器低沉的试运行轰鸣,重新灌入了市井的嘈杂——远处工厂的汽笛,近处胡同里孩子们的叫嚷,邻居家收音机里隐隐约约的戏曲唱腔。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肺部似乎都有些不适应这“自由”而“混杂”的空气。任务,算是阶段性地完成了,心底那块最重的石头暂时落了地,但紧绷了太久的神经,却并没有立刻松懈下来,反而有种空落落的、不知该如何安放的茫然,以及一种急于确认某种真实感的迫切。

    他没有立刻回家。

    部里对“争气”项目的最终成果进行了最高级别的验收和评审,结论是“超出预期,意义重大”。

    他和核心组成员获得了内部通报嘉奖,但也再次被严肃强调了保密纪律。项目成果的后续应用和生产转化,被纳入更高级别、更严密的计划中,他们这个临时组建的“特别攻坚队”算是功成身退,大部分人回归原岗位,陈经纬等少数骨干被抽调到新的、同样机密的任务中。

    王建国自己,则在连续数日的汇报、总结、谈话后,终于获得了一段不短的假期。

    陈正部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国,回去好好休息,陪陪老婆孩子。这几年,苦了你了,也苦了家里。”

    是啊,家里。

    李秀芝,还有那三个小家伙——新民、新平、新蕊。

    上次离家还是初夏,孩子们刚过完四岁生日没多久,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中间只通过几次简短得不能再简短、措辞谨慎得不能再谨慎的信件,知道家里“一切都好”。

    一切真的都好吗?

    秀芝一个人带着三个调皮捣蛋的小鬼,还要上班,该有多累?

    孩子们还认得他这个动不动就“出差”、一消失就好几个月的爸爸吗?

    一种混合着愧疚、思念和近乡情怯的情绪,让他归心似箭,又让他脚步有些迟疑。

    他先到部里的办事处短暂停留,处理了一些必要的手续,然后才提着简单的行李——主要是几件换洗衣服和给家人特产,几包合川桃片、江津米花糖,还有他特意托人寻来的一块漂亮的彩色鹅卵石,准备给孩子们玩。

    坐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

    车子摇晃着穿过熟悉的街道,路边的标语又换了一些新的内容,宣传栏里贴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宣传画,人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一种普遍的、昂扬的忙碌神色。

    这种日常的、蓬勃的、有些嘈杂的社会生活气息,慢慢冲淡了他身上那种从绝密任务中带出来的、挥之不去的紧绷和孤寂感。

    车子在胡同口附近的站牌停下。

    王建国拎着行李走下来,脚步不自觉地加快。

    走进那条熟悉的胡同,青砖灰瓦,屋檐下偶尔有鸽子咕咕叫。

    几个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似乎有点面熟,又似乎没太在意。

    快走到四合院门口时,他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清脆的、属于孩童的、极具穿透力的争吵声,中间夹杂着一个女人试图制止的、带着无奈笑意的呵斥。

    “王新平!你又抢妹妹的沙包!还给我!”一个又急又脆的小女孩声音,是新蕊。

    “我没抢!是它自己滚过来的!略略略!”一个男孩耍赖的声音,是新平。

    “新平,你是哥哥,要让着妹妹。新蕊,好好说,别嚷嚷。”一个温和些、试图讲理的男孩声音,是新民。

    “妈!你看二哥!大哥你看他!”新蕊的叫声更高了。

    “好啦好啦,都别吵了!新平,把沙包还给妹妹。新民,带弟弟妹妹洗手去,准备吃饭了!你爸说不定这两天就回来了,看到你们这么闹,像什么话!”

    是李秀芝的声音,带着操劳后的沙哑,但中气依旧很足。

    王建国站在虚掩的院门外,听着里面传来的、鸡飞狗跳却又生机勃勃的喧闹,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弯起,心里那块最坚硬、最疲惫的地方,像是被温热的水慢慢浸透,变得柔软而酸胀。

    他穿过月亮门,回到后院。

    院里的情景映入眼帘。

    中院那棵老枣树下,三颗小脑袋正搅在一起。

    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格子罩衫、扎着两个羊角辫的王新蕊,小脸气得通红,正跳着脚去够被举得高高的、一个用碎花布缝制的沙包。

    举着沙包的是穿着蓝色工人服改小了的褂子、脸上带着促狭笑意的王新平,他比妹妹高小半个头,故意把手举得高高的。

    穿着整洁的、带扣子的学生蓝上衣的王新民,则站在两人中间,皱着眉头,一手试图去拉新平举沙包的手,另一手想去安抚妹妹,显得有些忙乱。

    李秀芝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正从自家东厢房的厨房门口探出身来,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

    门轴转动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四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门口。

    时间似乎静止了一两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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