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秘书江一苇送来一份报告。

    “处长,我们在高雄港查获了一批走私颜料。”江一苇把报告放在魏正宏桌上,“这批颜料是从台北大稻埕一家颜料行运出来的,收货方是香港的一家公司。我们检查过了,颜料没有问题。”

    魏正宏翻着报告,眉头皱了一下。

    “没有问题你拿给我看什么?”

    “因为这家颜料行,”江一苇指着报告上的一个名字,“老板叫陈文彬。我们查过他的背景,福建晋江人,1953年来台湾。来台湾之前,他在香港待过半年。”

    魏正宏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香港。”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香港是情报交换的中转站。所有从台湾出去的情报,最后都要经过香港才能到大陆。一个福建来的商人,在香港待了半年,然后在台北开了一家颜料行——这个链条太完整了,完整得像是有意为之。

    “查。”魏正宏说,“把这家颜料行的底细翻出来。老板的、伙计的、客户的,一个都不要放过。”

    江一苇应了一声“是”,转身出去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魏正宏。魏正宏正在翻那份报告,眉头皱得很紧,像是一个解不开的结。

    江一苇把门带上,走进走廊。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根,忽明忽暗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他走到走廊尽头,推开厕所的门,进去,把门锁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看了几秒,然后撕碎,扔进马桶里冲走了。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颜料行已暴露,速转移。”

    这是他在魏正宏的办公桌上看到的。魏正宏的办公桌上永远摊着各种报告,他总是第一个看到这些报告的人。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致命弱点——魏正宏太信任他了。

    他冲完马桶,洗了洗手,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那张脸很年轻,三十出头,眉目清秀,看起来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但镜子里那双眼睛不年轻,很老,老得像是见过太多不该见的东西。

    他擦了擦手,走出厕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摆着一部电话、一盏台灯、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那是他妻子。怀着他未出世的孩子,现在在香港。

    他把相框翻过去,背面贴着一张小小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那是他妻子在香港的住址,也是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盯着看最久的东西。

    江一苇把相框放回去,拿起桌上的文件,开始批阅。他的手很稳,稳得像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但他的手心里全是汗。

    那天晚上,林默涵在颜料行的阁楼上收拾东西。

    他把发报机拆成零件,分别装进三个铁盒子里,铁盒子外面包上油纸,塞进墙角的米缸底下。他把密码本烧了,灰烬用水冲进下水道。他把女儿的照片从钱包里取出来,看了最后一眼,然后塞进鞋垫底下。

    做完这一切,他在阁楼的窗前坐下来,点了一支烟。

    窗外是大稻埕的夜景。迪化街的骑楼下,几家店铺还亮着灯,卖干货的、卖茶叶的、卖布匹的,伙计们在门口聊天,笑声远远地传过来。远处是淡水河,河面上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能听见水声,哗啦哗啦的,像是一首听了很多年的老歌。

    林默涵抽完那支烟,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那是苏曼卿托人带来的,上面只有四个字——“风筝有风”。

    风筝有风。这是暗号,意思是“你已被盯上,速撤”。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从他在高雄港上岸的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只是在赌,赌自己能比魏正宏快一步。现在他赌赢了,但赢得很险,险得他后背全是冷汗。

    他站起来,把阁楼上的灯关了。黑暗中,他伸手摸了摸墙上的那道裂缝。裂缝是他来的时候就有的,他一直没有补,因为他需要这道裂缝来藏东西。现在他把所有东西都取走了,裂缝空着,像是一张张开的嘴,在黑暗中无声地喊叫。

    他走下阁楼,经过二楼的卧室。陈明月不在,她去台南“探亲”了——实际上是去联络另一位地下党员。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他在卧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推开门,开了灯。

    房间里收拾得很整齐,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枕头摆得端端正正。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他带来的那本。他翻了翻,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纸,是陈明月留的。

    纸上写着几行字,字迹清秀,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老沈:灶台上有一锅红豆汤,你热了喝。冰箱里有卤好的牛肉,够吃三天。衣柜最底层有一件新棉袄,天冷了记得穿。明月。”

    林默涵把纸条折好,放进钱包里,跟女儿的照片放在一起。

    他下楼,走进厨房,打开灶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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