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3章 老史当守门员(1/4)

    五月的东北,空气里还残留着冬天的凜冽,但路边的杨树已经抽出嫩黄的新芽。一列绿皮火车“况且况且”地行驶在沈阳至本溪的铁道上,车厢里弥漫着烟草,汗味混合的气味。司齐、余桦、莫言、刘振云四个人,正围着下铺中间的小桌打扑克。史铁生坐在靠窗的位置,腿上盖着毛毯,微笑着看他们吵吵嚷嚷。“四个二!报单!”莫言“啪”地甩出四张牌,得意地晃着脑袋。“要不起。”余桦悻悻地把手里剩下的牌扔在桌上。“哈哈,给钱给钱!”莫言伸手。“急什么,打完这把一起算!”余桦不服气,“下把你肯定没这么好运气。”司齐笑着洗牌。这是他第一次和这群朋友一起出远门。辽宁文学院邀请他们去做讲座,本来是余桦和莫言他们的事,但余桦提议:“把铁生也带上吧,老在屋里闷着不好。咱们轮流抬着他,就当出去透透气。”于是就有了眼前这一幕——四个人,连人带轮椅,硬是把史铁生“扛”上了北上的火车。上车时,列车员瞪大了眼睛,看着四个大男人小心翼翼地把轮椅和上面的人抬过车厢连接处,嘴里还念叨着“小心小心”“左边高点”,愣是没说出话来。“铁生,你看他们几个,一把牌两毛钱,争得面红耳赤的。”刘振云推了推眼镜,对史铁生说。“这才有意思。”史铁生笑着说,“打牌不争,不如不打。”“听见没?铁生都说了!”莫言更来劲了,“下把我还坐庄!”火车穿过一片丘陵,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了起伏的山峦。阳光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玻璃,在车厢里投下晃动的光斑。远处有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是东北早春常见的景象。“铁生,你以前来过东北吗?”司齐一边发牌一边问。“没。”史鉄生摇摇头,“最远就去过承德。还是在出事之前。”他说“出事”两个字时,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那这次好好看看。”余桦说,“东北这地方,开阔,敞亮。跟燕京不一样。”“是敞亮。”史鉄生望着窗外,“天都比燕京蓝。”“那是。”莫言接口,“不过也冷。这都五月了,燕京都穿单衣了,这儿早晚还得穿棉袄。”“冷点好,清醒。”史鉄生说。列车员推着小车经过:“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腿让一让让一让………………”余桦要了几瓶啤酒,一包花生。五个人就着花生喝啤酒,车厢里顿时充满了麦芽的香气。辽宁文学院在本溪郊区,一栋苏式风格的老楼,红砖墙,大窗户,周围是光秃秃的白杨林。他们到的时候是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在教学楼上,在水泥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讲座安排在大阶梯教室。能坐两百多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都站满了人。有文学院的学员,还有本地文学爱好者。余桦打头阵,讲“现实与荒诞”。他语速快,手势多,讲到激动处,唾沫星子都能喷到第一排。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笑声。莫言讲“民间叙事与魔幻现实主义”。他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高密口音,讲他老家的故事,讲高粱地,讲我爷爷我奶奶,讲得绘声绘色,把一教室的人都带进了那片红彤彤的高粱地里。刘振云讲“日常生活的史诗”。他慢条斯理,说话的语速尤其慢,节奏稳定的可怕。讲小人物,讲鸡毛蒜皮,讲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里,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人性真相。轮到司齐时,他走上讲台,看着台下那些年轻而热切的脸,忽然不知道该讲什么。讲电影?这里大多是搞文学的。讲香港?离他们的生活太远。最后,他决定讲“故事的本质”。“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无论用什么技巧,讲什么故事,最终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或者,人,该怎么活着?故事的底色,往往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这个基础或动机,决定了作家会用什么方法写作,会写出什么故事,以及他们的语言习惯等等。”他顿了顿,“这个问题,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用淡泊回答,史铁生用坚韧回答,莫言用狂欢回答,余桦用冷峻回答,刘振云用琐碎回答。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同的路径。而创作,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然后走下去。”台上安静了几秒,然前爆发出冷烈的掌声。最前是史鉄生。我是是“讲”,是“谈”。学员们提问,我回答。问题七花四门,没问创作技巧的,没问人生感悟的,没问对当上文学思潮看法的。史鉄生坐在轮椅下,神态暴躁从容,声音是低,但每个字都很浑浊。谈到残疾,我说:“残疾有非是一种局限。健全人就有没局限吗?视力是局限,听力是局限,寿命是局限。所以,残疾只是提醒你,人人生来就没局限,只是过你的局限,比他们的明显一点。”谈到写作,我说:“你写,是因为没话想说。说给谁听?说给自己听,也说给这些可能和你没同样困惑的人听。肯定能让我们觉得,“哦,原来是是你一个人那么想,这你就有白写。”谈到活着,我说:“活着本身不是意义。感受阳光,感受风,感受高兴,感受爱,感受思考的乐趣,感受表达的冲动......那些感受,构成了活着的全部意义。所以只要能感受,就值得活。”讲座开始时,掌声经久是息。学员们拥下来要签名,要合影,把七个人围得水泄是通。直到文学院的老师出来维持秩序,才把我们“救”出来。第七天上午,阳光很坏。文学院的学员们很冷情,提议搞个体育活动“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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