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刮风的冬日暖阳，惬意得似夏日冰饮。李三江坐在露台藤椅上，左手夹烟、右手夹笔，对着面前的账条和账本犯着难。扭头，看向旁边蒲团上正在念经的弥生。李三江笑了。弥生在做自己的...我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晕在稿纸上投下小小一圈暖黄，窗外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江面隐约传来汽笛声，低沉、悠长，像一声疲惫的叹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键盘边缘，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去年冬天熬夜改稿时，指甲不小心刮出来的。三年了，这台电脑换了三次散热风扇，键盘键帽磨得发亮，尤其是“回车”和“删除”两个键，油润得几乎能照见人影。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编辑发来的消息：“远哥，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读者群里都在问，说今天没更新，有人猜是不是卡文了，也有人说你身体不舒服……要不要我帮你发个公告？”我没回。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面上，屏息听了一会儿——听见了。不是江上的汽笛，是楼下老槐树上那只夜猫子，又蹲在枝杈间“咕咕”叫，声音哑而钝，像砂纸磨着旧木头。它每晚十一点十七分准时开嗓，不多不少，三声。我数过，连续四十七天，分秒不差。这不对劲。捞尸人干久了，耳朵会变尖，心也会变沉。不是怕鬼，是怕“错”。错一分，尸体会漂远；错一秒，线索就断在水里；错一次呼吸，阿璃就可能从梦里醒不来。阿璃。我抬手揉了揉太阳穴，指腹触到额角一道细疤——那是五年前走江时被水下断缆绳割的。当时整条江面结着薄冰，我潜下去捞一具穿红棉袄的小女孩尸体，她卡在废弃水闸的锈蚀齿槽里，左手还攥着半块化掉的橘子糖。我把她托出水面时，阿璃正站在岸上，穿着同一件红棉袄，赤脚踩在雪地里，朝我笑。可那晚根本没人通知我有小孩落水，更没人报案。监控拍到的只有我独自下水，再上来时怀里空空如也。但第二天，阿璃出现在我家门口，七岁，头发扎成两股小辫，左耳垂上有颗痣，和那具尸体耳垂上的痣，位置、大小、颜色，完全一样。没人信我说的话。连法医报告都写着：溺亡，女童，约七岁，体表无外伤，胃内未检出水生植物残渣——这说明她不是溺死于江中，而是死后被抛尸。可所有户籍系统查遍，没有匹配的失踪人口。派出所档案室那个戴老花镜的老警察，合上卷宗时叹了口气：“小远啊，你是不是太累了？最近走江次数太多，眼花了。”我没争辩。只是默默记下了那枚痣的坐标：左耳垂，距耳轮脚根部1.3厘米，呈淡褐色椭圆状，边缘微凸。后来阿璃住进我家，睡在次卧，床单总换蓝色的，她说蓝色像没沉下去的云。她不吃橘子糖，但会在窗台上摆一只空玻璃罐，每天往里放一枚洗干净的鹅卵石，说是“存江底的声音”。我数过，三百六十二枚。对应着三百六十二次我带她去江边，看我下水，看我捞起一具又一具沉默的躯壳。今早她没吃早餐。我煎了两个蛋，溏心，铺在白粥上，她只用勺子轻轻碰了碰蛋黄，说：“小远哥，今天水底很吵。”我停了筷子：“怎么吵？”“有铁链拖地的声音，还有人在数数，数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像你修键盘时敲‘删除键’那样。”我后颈汗毛竖了起来。我知道那声音。十年前，我师父老陈还没瘫痪在床前，带我去捞过一具沉在胭脂港下游的男尸。那人是造船厂退休焊工，死因是失足坠江，但尸检发现他手腕内侧有四道平行灼痕，像是被高温焊枪近距离扫过。更怪的是，他右脚踝系着一根褪色红布条，打的是活结，结扣里嵌着三粒芝麻大小的船钉——钉尖朝内，刺进皮肉。老陈当时蹲在岸边，用镊子夹起那根布条，对着阳光看了很久，忽然问我：“小远，你听见过铁链拖地的声音吗？”我没答。他自顾自说下去：“不是锁链，是‘锚链’。船锚沉江前，要先松链。一节，两节，三节……松到第七节，锚爪才咬进泥里。可那天，我数到第六节，链子就停了。第七节，空的。”后来那具焊工尸体被火化，骨灰盒送回老家。三个月后，他女儿在整理遗物时，从父亲工作服内袋摸出一张泛黄纸片，上面用铅笔歪斜写着：“第七节没松。它自己跳起来了。”纸片背面，是一行更小的字：“小远哥，救我。”字迹稚嫩，墨色却深得发黑，像是用血混了墨写的。我查过，焊工女儿今年二十六岁，从未有过孩子。阿璃今年十四岁。我起身走到次卧门口，门虚掩着一条缝。她背对我坐在窗边，膝盖上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正用铅笔描画什么。我轻手轻脚靠近，看见她在画一张江底剖面图：淤泥层、碎石带、沉船骸骨、锈蚀管道……而在最底下，靠近河床基岩的位置，她用橡皮擦出一个圆形空白，边缘留着未擦净的铅痕，像一道未愈合的环形伤口。“阿璃。”我唤她。她没回头，铅笔尖在空白中央点了一下，又一下，缓慢而用力，纸面微微凹陷。“小远哥，你记得去年七月十六号吗？”我心头一紧。那天是我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看见她站在江心浮标上，脚下没有船，也没有桥，只有浑浊的江水打着旋儿从她赤裸的脚踝边流过。我跳下去捞她，潜到三米深，睁眼却看见她蹲在我头顶上方两米处，低头看着我，嘴唇开合，无声地说着同一句话：“第七节。”我游上去，她已不见。浮标上只有一只湿透的蓝布鞋，鞋带系得极紧，死结。“记得。”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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