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吧，上车。”
他坐进了后排。杨天勇和肖林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滕典东发动了汽车。
车子驶出市区，开上通往郊外的公路。雨越下越大，车窗上水流如注。巡警觉得有些不对劲：“同志，你们驻地在哪个方向？这路不对啊。”
杨天勇笑了：“马上就到。”
话音刚落，他和肖林同时动手！两把匕首从左右两侧刺入巡警的肋部。巡警惨叫一声，拼命挣扎，但被两人死死按住。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座椅。
车子在荒郊停下时，巡警已经不动了。杨天勇从他腰间取下枪套，里面是一把64式手枪。
“第一把，”杨天勇抚摸着冰冷的枪身，“还差六把。”
有了枪，他们的胆子更大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三名公职人员死在他们的枪下：一名工厂保卫干部，三名联防队员，还有一名恰巧路过的武警战士。
但杨天勇并不满足。他想要更多、更好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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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巅峰与惊天冤案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昆明市西郊。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树林旁，车灯熄灭，发动机还在微微颤动。杨天勇一伙开车经过时，隐约看见车里有人影晃动。
“过去看看。”
七个人下车，呈扇形围了上去。杨天勇敲了敲车窗，手电光照进去——车里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着警服。
“开门，警察临检！”
车里的男人摇下车窗，冷冷地说：“你们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
杨天勇亮出假警官证：“市局缉毒队的。请下车接受检查。”
“缉毒队？”男人笑了，“我就是市局的，怎么没见过你们？”
气氛瞬间紧张。杨天勇看见，男人的手正悄悄移向腰间——那里鼓鼓的，显然是枪套。副驾驶座上的女警也把手伸向了手提包。
没有时间犹豫了。
杨天勇突然拔枪！几乎同时，肖林也掏出了枪。两声枪响几乎重合，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弹跳。
男警当场死亡，女警挣扎着掏出手枪，但第二波子弹已经到了。
三十秒后，一切归于平静。
杨天勇拉开车门。男警歪在驾驶座上，眉心一个血洞。女警趴在仪表台上，后背中了两枪。两把77式手枪掉在脚垫上，枪身还带着体温。
“最新款的，”杨天勇捡起一把，吹了吹枪口的硝烟，“好东西。”
他们拿走了枪、证件和车内所有值钱物品，把车推进了旁边的水库。
这起案子震惊了昆明警界。两名警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俊博和女警王晓湘——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抢走配枪。上级限期破案。
但侦查方向从一开始就偏了。因为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也是警察，而且有人举报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侦查员将目光锁定在了杜培武身上。
接下来的事情成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道伤疤：测谎仪显示杜培武“说谎”，刑讯逼供下他“承认”了杀妻罪行。
尽管证据链漏洞百出，杜培武还是在1999年2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而真正的凶手，此时正在继续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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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农场
1998年夏天，杨天勇在昆明市郊租下了一个废弃农场。
他对外声称要搞养殖，运来了几十条狼狗和上百头猪，还找人焊了两口直径一米五的大铁锅。
“以后处理‘货’就在这里。”他对同伙说。
所谓的“货”，就是被害者的尸体。
他们的作案模式已经固定：假冒军警拦车杀人——抢车抢枪抢钱——把尸体运回农场——肢解——煮熟——喂狗喂猪。
杨天勇亲自示范了第一次。那个被害者是个建材商人，因为反抗被他们乱刀捅死。
在农场的后院，杨天勇戴着手套和围裙，像屠夫处理牲畜一样，把尸体分解成几十块。然后扔进沸腾的大铁锅。
“看清楚了？”他转身对脸色苍白的同伙说，“就这么干。骨头砸碎埋掉，肉煮熟了喂狗。一点痕迹不留。”
柴国立当场吐了。但杨天勇不为所动：“吐完了继续干。干几次就习惯了。”
他真的“习惯”了。从1997年到2000年，他们一共杀害19人，其中11人被这样“处理”掉。农场里那些膘肥体壮的狼狗，每一只都吃过人肉。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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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失误
2000年4月23日，昆明商人王某开车出门后失踪。家属报案时提到，王某新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号码是xxxx。
警方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号码在失踪当天下午三点后就没有任何通信。
但奇怪的是，5月31日晚上七点，这个号码突然开机，并且拨打了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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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进了后排。杨天勇和肖林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滕典东发动了汽车。
车子驶出市区，开上通往郊外的公路。雨越下越大，车窗上水流如注。巡警觉得有些不对劲：“同志，你们驻地在哪个方向？这路不对啊。”
杨天勇笑了：“马上就到。”
话音刚落，他和肖林同时动手！两把匕首从左右两侧刺入巡警的肋部。巡警惨叫一声，拼命挣扎，但被两人死死按住。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座椅。
车子在荒郊停下时，巡警已经不动了。杨天勇从他腰间取下枪套，里面是一把64式手枪。
“第一把，”杨天勇抚摸着冰冷的枪身，“还差六把。”
有了枪，他们的胆子更大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三名公职人员死在他们的枪下：一名工厂保卫干部，三名联防队员，还有一名恰巧路过的武警战士。
但杨天勇并不满足。他想要更多、更好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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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巅峰与惊天冤案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昆明市西郊。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树林旁，车灯熄灭，发动机还在微微颤动。杨天勇一伙开车经过时，隐约看见车里有人影晃动。
“过去看看。”
七个人下车，呈扇形围了上去。杨天勇敲了敲车窗，手电光照进去——车里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着警服。
“开门，警察临检！”
车里的男人摇下车窗，冷冷地说：“你们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
杨天勇亮出假警官证：“市局缉毒队的。请下车接受检查。”
“缉毒队？”男人笑了，“我就是市局的，怎么没见过你们？”
气氛瞬间紧张。杨天勇看见，男人的手正悄悄移向腰间——那里鼓鼓的，显然是枪套。副驾驶座上的女警也把手伸向了手提包。
没有时间犹豫了。
杨天勇突然拔枪！几乎同时，肖林也掏出了枪。两声枪响几乎重合，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弹跳。
男警当场死亡，女警挣扎着掏出手枪，但第二波子弹已经到了。
三十秒后，一切归于平静。
杨天勇拉开车门。男警歪在驾驶座上，眉心一个血洞。女警趴在仪表台上，后背中了两枪。两把77式手枪掉在脚垫上，枪身还带着体温。
“最新款的，”杨天勇捡起一把，吹了吹枪口的硝烟，“好东西。”
他们拿走了枪、证件和车内所有值钱物品，把车推进了旁边的水库。
这起案子震惊了昆明警界。两名警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俊博和女警王晓湘——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抢走配枪。上级限期破案。
但侦查方向从一开始就偏了。因为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也是警察，而且有人举报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侦查员将目光锁定在了杜培武身上。
接下来的事情成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道伤疤：测谎仪显示杜培武“说谎”，刑讯逼供下他“承认”了杀妻罪行。
尽管证据链漏洞百出，杜培武还是在1999年2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而真正的凶手，此时正在继续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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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农场
1998年夏天，杨天勇在昆明市郊租下了一个废弃农场。
他对外声称要搞养殖，运来了几十条狼狗和上百头猪，还找人焊了两口直径一米五的大铁锅。
“以后处理‘货’就在这里。”他对同伙说。
所谓的“货”，就是被害者的尸体。
他们的作案模式已经固定：假冒军警拦车杀人——抢车抢枪抢钱——把尸体运回农场——肢解——煮熟——喂狗喂猪。
杨天勇亲自示范了第一次。那个被害者是个建材商人，因为反抗被他们乱刀捅死。
在农场的后院，杨天勇戴着手套和围裙，像屠夫处理牲畜一样，把尸体分解成几十块。然后扔进沸腾的大铁锅。
“看清楚了？”他转身对脸色苍白的同伙说，“就这么干。骨头砸碎埋掉，肉煮熟了喂狗。一点痕迹不留。”
柴国立当场吐了。但杨天勇不为所动：“吐完了继续干。干几次就习惯了。”
他真的“习惯”了。从1997年到2000年，他们一共杀害19人，其中11人被这样“处理”掉。农场里那些膘肥体壮的狼狗，每一只都吃过人肉。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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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失误
2000年4月23日，昆明商人王某开车出门后失踪。家属报案时提到，王某新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号码是xxxx。
警方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号码在失踪当天下午三点后就没有任何通信。
但奇怪的是，5月31日晚上七点，这个号码突然开机，并且拨打了一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