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模样。
1995年春天，杨天勇因胃炎住进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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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联盟
那天下午，杨天勇正躺在病床上输液，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个瘦小的跟班。男人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杨班长？”男人摘下墨镜。
杨天勇眯起眼睛，好一会儿才认出来：“肖林？是你小子！”
肖林是他当兵时的战友，同一个连队，睡上下铺。退伍后听说去了东北，再没消息。
“你这是发大财了？”杨天勇打量着肖林那身行头。
肖林笑了，凑到床边压低声音：“发财谈不上，不过刚在黑龙江弄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什么？一百多万？”杨天勇的眼睛瞪大了。
肖林点点头，做了个“嘘”的手势。
那天下午，两个老战友聊了很久。肖林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佳木斯伪造证件、合同，骗走当地一家企业一百三十万的故事。
他说得眉飞色舞，杨天勇听得心跳加速。
“带上我，”杨天勇抓住肖林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那天起，杨天勇再也没回单位上过班。他和肖林混在一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骗来的钱就像流水，不到两年就见了底。
1997年春节刚过，杨天勇找到肖林：“这么小打小闹没意思，咱们得干票大的。”
“你想怎么干？”
“抢车。”杨天勇眼睛里闪着光，“现在什么最值钱？车。咱们假冒部队查车，没人敢怀疑。”
肖林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
罪恶的齿轮开始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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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开端
1997年4月，肖林从老家招来了四个人：肖利（肖林的弟弟）、柴国立、左曙光、滕典东。
杨天勇则叫上了发小杨明才。七个人，四个当过兵，都会用枪。
他们在昆明市郊租了个农家院。杨天勇自封“政委”，肖林是“司令”。
每天早晨六点，七个人准时起床出操，练习队列、敬礼、擒拿。杨天勇把在部队学的那套全搬了过来。
“咱们不是一般的犯罪团伙，”他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咱们是组织，是纪律部队！”
为了练胆，杨天勇想了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他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家火葬场，每周带成员去两次。
不是参观，而是站在焚化炉旁，看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化作青烟。
“看多了就习惯了，”杨天勇面无表情地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当他们是这些炉子里的东西。”
1997年4月6日，行动开始。
晚上八点，昆明市官渡区一条僻静的公路。一辆墨绿色吉普车缓缓驶来。
杨天勇站在路中间，举起手电示意停车。他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军装，身后站着同样装扮的肖林和滕典东。
吉普车停下，车窗摇下，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同志，什么事？”
“我们是军区纠察队的，”杨天勇亮出一本伪造的军官证，“怀疑你这辆车涉及走私，请下车接受检查。”
司机嘟囔着下了车。就在他脚落地的一瞬间，柴国立和左曙光从暗处窜出，两把匕首同时刺进他的后背。男人连叫都没叫出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这是第一条人命。
他们在车里搜出两万三千元现金，还有一条金项链。
杨天勇亲自开车，把尸体运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吉普车以四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黑市车贩。
“太容易了，”分钱时肖林兴奋地说，“比骗钱快多了。”
杨天勇却皱着眉头：“不行，咱们七个人就一把匕首。得搞枪。”
他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配枪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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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起
1997年5月的一个雨夜，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停车场。
杨天勇一伙正在盗窃一辆吉普车，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
“干什么的？”一个穿着警用雨衣的身影走近。
是巡警。肖林的手摸向腰间的刀，被杨天勇一把按住。
“同志，我们是部队的，”杨天勇堆起笑容，掏出假军官证，“怀疑这辆车是走私车，准备开回去检查。”
巡警接过证件，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雨水顺着帽檐滴下来，他的注意力全在证件上，没注意到另外六个人已经悄悄围了上来。
“哦，是军区保卫处的，”巡警把证件递回来，“需要帮忙吗？”
“那太好了，”杨天勇眼睛一亮，“我们出来得急，没带车。你能不能送我们一程？到驻地就行，完了我们再派人送你回来。”
巡警犹豫了一下。军警一家，这个忙似乎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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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天，杨天勇因胃炎住进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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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联盟
那天下午，杨天勇正躺在病床上输液，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个瘦小的跟班。男人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杨班长？”男人摘下墨镜。
杨天勇眯起眼睛，好一会儿才认出来：“肖林？是你小子！”
肖林是他当兵时的战友，同一个连队，睡上下铺。退伍后听说去了东北，再没消息。
“你这是发大财了？”杨天勇打量着肖林那身行头。
肖林笑了，凑到床边压低声音：“发财谈不上，不过刚在黑龙江弄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什么？一百多万？”杨天勇的眼睛瞪大了。
肖林点点头，做了个“嘘”的手势。
那天下午，两个老战友聊了很久。肖林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佳木斯伪造证件、合同，骗走当地一家企业一百三十万的故事。
他说得眉飞色舞，杨天勇听得心跳加速。
“带上我，”杨天勇抓住肖林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那天起，杨天勇再也没回单位上过班。他和肖林混在一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骗来的钱就像流水，不到两年就见了底。
1997年春节刚过，杨天勇找到肖林：“这么小打小闹没意思，咱们得干票大的。”
“你想怎么干？”
“抢车。”杨天勇眼睛里闪着光，“现在什么最值钱？车。咱们假冒部队查车，没人敢怀疑。”
肖林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
罪恶的齿轮开始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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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开端
1997年4月，肖林从老家招来了四个人：肖利（肖林的弟弟）、柴国立、左曙光、滕典东。
杨天勇则叫上了发小杨明才。七个人，四个当过兵，都会用枪。
他们在昆明市郊租了个农家院。杨天勇自封“政委”，肖林是“司令”。
每天早晨六点，七个人准时起床出操，练习队列、敬礼、擒拿。杨天勇把在部队学的那套全搬了过来。
“咱们不是一般的犯罪团伙，”他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咱们是组织，是纪律部队！”
为了练胆，杨天勇想了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他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家火葬场，每周带成员去两次。
不是参观，而是站在焚化炉旁，看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化作青烟。
“看多了就习惯了，”杨天勇面无表情地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当他们是这些炉子里的东西。”
1997年4月6日，行动开始。
晚上八点，昆明市官渡区一条僻静的公路。一辆墨绿色吉普车缓缓驶来。
杨天勇站在路中间，举起手电示意停车。他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军装，身后站着同样装扮的肖林和滕典东。
吉普车停下，车窗摇下，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同志，什么事？”
“我们是军区纠察队的，”杨天勇亮出一本伪造的军官证，“怀疑你这辆车涉及走私，请下车接受检查。”
司机嘟囔着下了车。就在他脚落地的一瞬间，柴国立和左曙光从暗处窜出，两把匕首同时刺进他的后背。男人连叫都没叫出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这是第一条人命。
他们在车里搜出两万三千元现金，还有一条金项链。
杨天勇亲自开车，把尸体运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吉普车以四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黑市车贩。
“太容易了，”分钱时肖林兴奋地说，“比骗钱快多了。”
杨天勇却皱着眉头：“不行，咱们七个人就一把匕首。得搞枪。”
他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配枪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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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起
1997年5月的一个雨夜，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停车场。
杨天勇一伙正在盗窃一辆吉普车，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
“干什么的？”一个穿着警用雨衣的身影走近。
是巡警。肖林的手摸向腰间的刀，被杨天勇一把按住。
“同志，我们是部队的，”杨天勇堆起笑容，掏出假军官证，“怀疑这辆车是走私车，准备开回去检查。”
巡警接过证件，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雨水顺着帽檐滴下来，他的注意力全在证件上，没注意到另外六个人已经悄悄围了上来。
“哦，是军区保卫处的，”巡警把证件递回来，“需要帮忙吗？”
“那太好了，”杨天勇眼睛一亮，“我们出来得急，没带车。你能不能送我们一程？到驻地就行，完了我们再派人送你回来。”
巡警犹豫了一下。军警一家，这个忙似乎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