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便是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僭越称帝,南明政权粉墨登场;

    再后来便是三镇北伐,战事骤起,朝廷仓促启用陈奇瑜出任总督,紧急募兵备战。

    如此一来,本就名义上归属南明的湖广,更是彻底成了“敌对势力控制区”,被朝廷彻底晾在一边,如同弃子,无人顾及。

    朱有建坐在乾德皇城深处的御书房内,烛火摇曳,映着他深邃莫测的眼眸。

    指尖轻叩着冰冷的御案,节奏舒缓,却似敲在人心之上。

    他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人选,只是此刻并未声张。

    抬眼望向窗外沉沉宫阙,飞檐翘角隐在夜色之中,威严而孤寂。

    他忽然轻轻一笑,那笑意里带着几分了然,几分自嘲,又有几分彻悟。

    暗自思忖:

    大明朝历代先皇,为何一个个都如此热衷于组建厂卫?

    东厂、西厂、锦衣卫,屡废屡兴,引得朝臣非议,百姓侧目。

    此刻他才算真正体会到——

    这东西,用起来实在是太香了。

    无需受制于六部的繁文缛节,不必理会文臣的党同伐异,更不用等待那拖沓迟缓的行政流程。

    厂卫如臂使指,直禀圣意,能探知最隐秘的消息,能执行最棘手的命令,能在这朝堂角力、地方崩碎的乱局中,为他撕开一道口子,直抵核心。

    这等得心应手的利刃,难怪历代帝王,都难以割舍。

    东辑厂番子遍布天下,如蛛网般织就一张无形大网,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哪怕是乡野间的窃窃私语、江湖中的暗流涌动,都能第一时间传入宫中,分毫不差。

    也难怪白莲教数次揭竿造反,声势看似浩大,却始终翻不起大浪,刚一露头便被掐灭在萌芽之中。

    西内厂则专管京师官员与百姓,权势之盛,令人侧目。

    别说谋逆大案、结党密谋,便是寻常官员家中今日宴请何人、席间说了什么私房话、甚至家仆间的琐碎争执,都能一丝不漏地传入深宫,落在朱有建的案头。

    锦衣卫更是监察天下,文武百官的升迁贬谪、江湖武林的门派纷争、地方豪强的私下勾结,尽在其眼底。

    但凡有人暗中图谋不轨、勾连谋反,上至朝堂勋贵,下至乡野村夫,都能被查得一清二楚,无处遁形。

    只是厂卫权力实在太大,竟能先斩后奏、私设牢狱、随意拿人,生杀予夺全凭一己之意。

    这一点,朱有建并不认同。

    他深谙制衡之道,权限一旦失控,必然滋生贪腐与暴虐,沦为祸乱朝纲的利刃。

    若是将侦缉、审问、处置三权彻底分开,相互掣肘,再交由民事司统筹制衡,闭环监管,才算得上稳妥完美,既能发挥耳目之用,又可杜绝专权之弊。

    他指尖轻叩御案,忍不住在心中暗叹。

    前身崇祯皇帝,当年到底是受了东厂、锦衣卫多少磋磨、多少蒙蔽,才会一登基便急着解散厂卫,自断耳目?

    硬生生将自己变成了聋子瞎子,彻底隔绝于真实的朝堂与民间,最终沦为东林党任意摆布的傀儡,只能听他们说、照他们做,全然失了帝王的掌控力。

    等到国破家亡,煤山自缢,才在遗诏里痛斥“诸臣误朕”,可一切都晚了,江山倾覆,再无回天之力。

    虽说崇祯后来也幡然醒悟,试图重立厂卫,可这等耳目体系,建立难如登天,毁掉却只在一朝。

    曹化淳、王德化等人已是拼尽全力,呕心沥血,可到崇祯十七年,苦心培养的番子也不过四百余人。

    莫说监控天下、洞察四方,就连守住京师这弹丸之地,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至于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本就是庸碌之辈,贪生怕死,根本无力恢复天启年间一半的威势,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

    想到这里,朱有建也由衷感慨。

    崇祯能在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下,硬生生撑了十七年,实在是不容易。

    内有流贼四起,烽火遍中原;

    外有鞑虏压境,铁骑叩边关。

    江山风雨飘摇,社稷危如累卵,他还能勉强维持宗庙社稷,多半也是靠着那一朝文臣武将,尚有几分力气与风骨在支撑。

    这话半点不假。

    崇祯朝能臣名将辈出,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袁崇焕……论人才之盛,丝毫不逊洪武开国之际。

    皇帝本人也算不上昏庸,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可为何偏偏落得亡国下场?

    难道彼时天下,比开国时还要纷乱难救?

    朱有建心中早已明了,答案清晰如镜。

    究其根本,就是缺了一双能真正掌控天下的耳目。

    没有耳目,便看不清人心险恶,辨不明忠奸真伪;

    没有耳目,便只能被群臣裹挟,被表象蒙蔽,在重重谎言与党争之中,一步步走向覆灭。

    这,便是亡国的根源。

    朱有建对这一层要害看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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