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我们公司茶水间是个神奇的地方。说它神奇,不是因为那台时好时坏的咖啡机,也不是因为冰箱里总有人偷喝别人的酸奶——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的故事,比八点档电视剧还要精彩。

    那天下午三点,我端着杯子去接水,就撞见了李姐在窗边抹眼泪。

    “怎么了这是?”我把纸巾递过去。

    李姐接过纸巾,却没擦眼泪,只是捏在手里揉成一团。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我几乎要凑近了才能听清:“我家老陈,昨天半夜出去了。”

    “加班?”

    “要是加班就好了。”李姐苦笑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他说家里闷,要出去透透气。我说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咱俩就离婚——你猜怎么着?他真出去了,不过是趴着出去的,爬出去的!”

    我愣了一下,没忍住,“噗嗤”笑出了声。

    李姐瞪我一眼,自己也绷不住了,边哭边笑:“你是没看见那个样子!一米八的大男人,趴在地上像条大虫子,一点一点从门缝里挪出去……我气得呀,把拖鞋扔他背上了!”

    茶水间的门这时候被推开了。林婉端着保温杯走进来,看见李姐红着眼睛,脚步顿了顿。她的目光在我和李姐之间转了转,然后安静地走到饮水机前接水。热水注入杯子的声音,在突然安静下来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林婉是我们部门的老员工,四十三岁,未婚。她总是穿着素色的衬衫和长裙,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一个髻,露出白皙的脖颈。说话声音温柔,做事细致,是我们部门出了名的“温柔姐姐”。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身上总有种说不出的距离感——不是高傲,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像她周围有一圈透明的玻璃罩,你能看见她,却碰不到她。

    “林姐。”李姐吸了吸鼻子,“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结婚前把你当宝,结婚后把你当草。”

    林婉转过身,靠在料理台边。午后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给她整个人镶了层毛茸茸的金边。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浅,像蜻蜓点水:“也不全是。分人。”

    “那你怎么不结婚?”李姐问得直接。

    空气凝固了几秒。我尴尬得想找条地缝钻进去,林婉却只是轻轻晃了晃杯子里的枸杞:“遇不到合适的。”

    她说这话时,眼神飘向窗外。公司楼下是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秋天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落一地。她的眼神穿过那些叶子,看向很远的地方,远到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那天下班前,我在电梯里又遇见了林婉。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空气安静得能听见机械运转的嗡嗡声。我盯着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脑子里却一直回放着李姐说的那句“趴着出门”。正胡思乱想,林婉突然开口:

    “其实李姐挺幸福的。”

    我诧异地转头看她。

    她依然看着电梯门上的倒影,声音轻轻的:“老陈宁愿爬出去,也不跟她硬碰硬。这是爱到骨子里了,才会这样放下身段。”

    电梯“叮”一声到了一楼。门开之前,林婉又说了一句,像自言自语:“怕失去的人,才会这么小心翼翼。”

    我后来仔细琢磨这句话,觉得林婉说的不只是李姐和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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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在离城七十公里的镇上,开车一个半小时。这几年镇子变化大,修了柏油路,盖了新房子,但我家那条巷子还是老样子——青石板路,两旁是老式的两层小楼,家家户户门口种着花草。我家门口那棵栀子花是母亲生前种的,年年开得白花花一片,香得能飘半条街。

    “颖子回来啦!”隔壁春芳婶正坐在门口择豆角,看见我,眼睛笑成两条缝,“快过来,婶刚炸了春卷。”

    春芳婶是我妈的闺蜜,从小看着我长大。我端着碗,蹲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吃春卷,听她絮絮叨叨讲巷子里的事:谁家儿子考上公务员了,谁家女儿嫁到省城了,谁家老两口吵架把电视机都砸了……

    “对了,你记得周家那个老三不?”春芳婶突然压低声音。

    “周建平?记得啊。”我咽下最后一口春卷,“他不是在广东打工吗?”

    “回来啦!”春芳婶凑近些,豆角也不择了,“回来三个月了,天天往镇东头跑,追那个开裁缝店的林师傅。”

    我愣了一下:“哪个林师傅?”

    “就那个,林婉啊!你不记得了?比你大几岁,小时候还帮你补过裙子呢。”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林婉?我们公司的林婉?

    “等等……林婉姐不是在城里工作吗?什么时候回镇上开裁缝店了?”

    “哎哟,你说的是另一个林婉吧?”春芳婶摆摆手,“这个是咱们镇上的林师傅,也姓林,单名一个婉字。四十三了,一直没嫁人。在镇东头开了个裁缝店,手艺好得很,做旗袍那是一绝。”

    我松了口气,却又觉得这巧合也太巧了——同名同姓,年龄也差不多。

    “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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