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风情),极其迂回地打听:隔壁镇是不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智力不太好的女儿,前阵子好像说了门亲事又黄了?

    表舅在电话那头啧了一声:“你问老陈家啊?是有这么回事。唉,说起来也是作孽。他家那个小女儿,叫陈什么来着……哦,陈招娣,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二级残疾,一直养在家里。前两个月吧,是经人介绍了个外地的老板,听说彩礼给了不少,把姑娘接走了。可没一个月,又给送回来了,说是不合适。为彩礼钱还闹了一场,差点打起来。这事儿镇上都知道,老陈家那几个儿子,不是好相与的,那姑娘也可怜,接回来后就关在家里,不怎么让出门了。”

    陈招娣。二级智力残疾。接走又送回。

    时间点,和李先生的说法对得上。

    那么,被接走的陈招娣,是真的智力障碍患者。而如果周启明抽屉里那份诊断书是陈招娣的,他为什么要留着别人的诊断书?陈素云又为什么要看?还看得那么仔细?

    除非……陈素云,就是“陈招娣”。可她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智力障碍者,周启明还问她是不是“装的”。

    一个更疯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猜想,逐渐浮出水面:有没有可能,真正的陈招娣,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姑娘,已经被“处理”掉了?而陈素云,这个不知来历的女人,在周启明的帮助下,冒用了陈招娣的身份?那份诊断书,就是她冒充的“凭证”?周启明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是为了让她这个“假陈招娣”更逼真,以免被李老板那样的“买主”或陈家的人识破?可周启明为什么这么做?陈素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情人?同谋?他叫她“姐”……

    我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边缘。我知道,我必须回公司,必须更接近陈素云,必须搞清楚诊断书的秘密,以及她和周启明之间,那诡异“姐弟”关系下的真相。

    回城后,我改变了对陈素云的态度。我不再只是远远地观察,或者带着怜悯的疏离。我开始“主动”接近她。在她清洗茶水间时,我会“恰好”路过,递给她一包我没开封的零食,“素云姐,尝尝这个,挺好吃的。”起初,她总是受惊般缩一下,眼神躲闪,嘴里含糊地说着“不、不用”,但我坚持把东西塞进她围裙口袋,然后快步离开,不给她拒绝的压力。

    慢慢地,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惯有的怯懦,多了一丝极细微的、类似困惑的东西。她依旧不怎么说话,但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盒没拆封的进口巧克力碰掉在地上,滚到她脚边,她蹲下去捡,递还给我时,手指和我的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很凉,很粗糙,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她指尖几不可察的停顿,和一丝极其轻微的颤抖。那不是纯粹的迟钝。

    时机在一个加班后的雨夜来临。暴雨如注,砸在玻璃幕墙上砰砰作响。办公室只剩我和陈素云——她在做最后的保洁。我抱着一叠资料,像是很随意地走到她身边,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叹了口气:“这雨真大,素云姐,你带伞了吗?”

    她正在擦拭一盆绿萝的叶子,闻言动作停了停,摇了摇头,没吭声。

    “我带了,还挺大的。一会儿一起走吧,我打车,顺路送你一段。”我说得自然,心里却绷紧了弦。

    她猛地抬起头,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长时间地看着我。走廊顶灯在她眼里投下两点微弱的光,那光后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翻涌着什么的潭水。有警惕,有茫然,还有一丝……几乎难以捕捉的、类似恳求的东西?

    “……不、不麻烦。”她声音干涩。

    “不麻烦,反正顺路。”我坚持,拿起包和伞,“走吧,再晚更不好打车了。”

    她犹豫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断然拒绝。最终,她低下头,默默地收拾好工具,跟在了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

    出租车里,空间狭小,雨水敲打车顶,嘈杂又带着一种奇异的隔绝感。我报了她住的小区地址,她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望着窗外流淌的雨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她听:“这雨,让我想起我老家。我们那儿一下大雨,山路就不好走,容易出事。以前我们村就有个姑娘,下雨天跑丢了,家里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怪可怜的。”

    她没有反应,只是更紧地攥住了膝盖上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带子,指节用力到发白。

    我顿了顿,继续用那种平淡的、聊家常的语气说:“说起来也挺巧,我周末回家,听人说起一件怪事。就我们邻镇,有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女儿,好像也是小时候生病,脑子不太灵光。前阵子说了门亲,男方给了不少彩礼,可没过多久,姑娘就被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着她。她的呼吸,在我说到“姓陈”和“脑子不太灵光”时,骤然屏住,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在密闭的车厢里,在我全神贯注的倾听下,清晰可辨。她的肩膀微微缩起,那是一种防御的姿态。

    “听说那姑娘,”我慢慢地说,字斟句酌,“好像叫……陈招娣?”

    “嘎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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