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那么读完《知行录》之后王粲则几乎将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彻底的心服口服。

    没办法,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于是在这场思想战争爆发之后,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吕布”。

    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纯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废刑罚”论调,王粲直接做《太平论》以抨击之,立场鲜明的表示,乱世更需刑罚震慑,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

    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众贤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做《儒吏论》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论》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以免口出无知之言,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时间,偌大的襄阳学宫,千余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

    没办法,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论》《儒吏论》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着《知行录》来看,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王粲也没有再继续追着落水狗死打,而是转而根据自家苦心研读《知行录》的心得,做《务本论》,向荆州儒林科普魏氏国学的诸多理念。

    比如他在《务本论》后便言辞犀利的驳斥谶纬之说,主张回归经典本义。

    并且在《务本论》中疾呼:“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

    最关键的是,王粲还主张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针对战乱导致的荒田问题,应当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审其时”,指导百姓按照农时耕作,并建立严密的赏罚机制,农民依收成优劣亦获相应奖惩。

    可以说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与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说其他荆州士人只是认可“国学”,那么王粲就是彻底成为魏哲的死忠。

    一时间,宋忠所代表的襄阳学宫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毕竟文采即口才,他们实在吵不过王粲。

    于是无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寻他法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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