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陵至襄阳，再由襄阳一路北上穿过南阳郡便可抵达颍川郡昆阳县。
一路上轻骑简从，张松不日便可抵达邺城。
然而随着张松深入荆州，他渐渐发现荆州也为邺城的“国学”争论不休。
……
其实早在魏哲于邺城设立“知行书院”之前，刘表就已经干这事儿了。
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着来，而是开立学宫，博求儒士。
随后其更是任命荆州大儒宋忠伟“五业从事”，组织一众大儒编撰《五经章句后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刘秀，设立新官学，
所以刘表虽没有像当初的刘焉那样使用天子乘舆，但他的那点心思荆州的聪明人早就猜出来了，否则也不会顺水推舟劝其进位“楚王”。
而在魏哲于知行书院讲学之前，荆州官学其实主要以批判郑学为主。
尤其是在元骏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长廊辩经”之后，荆州的主流观点基本上就是【挺“陈”批“郑”】，至少刘表是这样的态度。
然而邺城的“国学”一出，荆州官方学术观点顿时就转移了目标。
宋忠、綦毋闿等一众大儒引经据典，对魏哲，为国学大肆批判。
襄阳学宫的千余儒生也不甘其后，成为与知行书院学子对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两地的士人就这样开始口诛笔伐，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而当察觉到这个情况之后，张松咂舌之余也忍不住在襄阳止步不前。
不过宋忠等人只顾着批判魏哲，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须了解，否则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结果魏哲的“国学”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进入了襄阳学宫，并且大规模向襄阳周边蔓延，开始被一众古文经学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阳的颍川名士司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满口空谈，不识时务。
司马徽虽是天下名士，可是却与时流大儒不同。
庞统年少时听闻司马徽在颍川，便不远千里前往拜见，但他赶到时正好遇到司马徽在采桑叶。
当时庞统还是个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能执妇人之事？”
然而司马徽闻言却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之言就是在嘲讽庞统生来富贵，却不知世事艰辛。
庞统由此叹服，在司马徽迁居襄阳之后时常前往请教。
故此司马徽格外赞成“国学”所主张的实心任事，量知为用。
他甚至难得走出隐居之所，在襄阳士林集会时公开褒奖魏哲之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堪称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响，其弟子南阳刘廙、襄阳向朗都成为了“国学”信徒。
除此之外，襄阳庞氏的家主庞德公也对魏哲颇为赞赏。
只是由于家族拖累，庞德公不方便公开声援魏哲，于是便转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经》空讲义理，满口虚言，实乃误人子弟。
于是乎还不等宋忠等人将邺城“国学”批臭、批伪，荆州士林内部便分裂了。
以司马徽、庞德公一派的大儒与襄阳学宫迅速割裂，开始口诛笔伐起来。
其中有部分荆州士族顾忌刘表的态度不敢公开站队魏哲，便转而集火宋忠。
而在这场学术斗争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则要当属庞统与王粲无疑了。
其中庞统还好说，身为襄阳庞氏的嫡子，本就是荆州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他在此次风波之后替庞德公冲锋陷阵那也是应当。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后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么简单。
王粲出身兖州高门，山阳王氏，乃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避祸荆州之后他便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为荆州士子拜服。
以往荆州士林只知王粲长于辞赋，冠盖荆州，却不想王粲的经学造诣亦极深。
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简直就是知行书院的荆州分院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响，知道治理天下并不是夸夸其谈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
在得闻邺城国学之前，王粲便开始有意融合儒家礼乐与法家刑罚思想，尝试寻找出一条经世致用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粲的学术态度其实比魏哲还要激进。
也正因为这一点，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将《知行录》奉为至宝，日夜苦读。
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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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轻骑简从，张松不日便可抵达邺城。
然而随着张松深入荆州，他渐渐发现荆州也为邺城的“国学”争论不休。
……
其实早在魏哲于邺城设立“知行书院”之前，刘表就已经干这事儿了。
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着来，而是开立学宫，博求儒士。
随后其更是任命荆州大儒宋忠伟“五业从事”，组织一众大儒编撰《五经章句后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刘秀，设立新官学，
所以刘表虽没有像当初的刘焉那样使用天子乘舆，但他的那点心思荆州的聪明人早就猜出来了，否则也不会顺水推舟劝其进位“楚王”。
而在魏哲于知行书院讲学之前，荆州官学其实主要以批判郑学为主。
尤其是在元骏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长廊辩经”之后，荆州的主流观点基本上就是【挺“陈”批“郑”】，至少刘表是这样的态度。
然而邺城的“国学”一出，荆州官方学术观点顿时就转移了目标。
宋忠、綦毋闿等一众大儒引经据典，对魏哲，为国学大肆批判。
襄阳学宫的千余儒生也不甘其后，成为与知行书院学子对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两地的士人就这样开始口诛笔伐，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而当察觉到这个情况之后，张松咂舌之余也忍不住在襄阳止步不前。
不过宋忠等人只顾着批判魏哲，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须了解，否则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结果魏哲的“国学”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进入了襄阳学宫，并且大规模向襄阳周边蔓延，开始被一众古文经学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阳的颍川名士司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满口空谈，不识时务。
司马徽虽是天下名士，可是却与时流大儒不同。
庞统年少时听闻司马徽在颍川，便不远千里前往拜见，但他赶到时正好遇到司马徽在采桑叶。
当时庞统还是个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能执妇人之事？”
然而司马徽闻言却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之言就是在嘲讽庞统生来富贵，却不知世事艰辛。
庞统由此叹服，在司马徽迁居襄阳之后时常前往请教。
故此司马徽格外赞成“国学”所主张的实心任事，量知为用。
他甚至难得走出隐居之所，在襄阳士林集会时公开褒奖魏哲之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堪称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响，其弟子南阳刘廙、襄阳向朗都成为了“国学”信徒。
除此之外，襄阳庞氏的家主庞德公也对魏哲颇为赞赏。
只是由于家族拖累，庞德公不方便公开声援魏哲，于是便转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经》空讲义理，满口虚言，实乃误人子弟。
于是乎还不等宋忠等人将邺城“国学”批臭、批伪，荆州士林内部便分裂了。
以司马徽、庞德公一派的大儒与襄阳学宫迅速割裂，开始口诛笔伐起来。
其中有部分荆州士族顾忌刘表的态度不敢公开站队魏哲，便转而集火宋忠。
而在这场学术斗争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则要当属庞统与王粲无疑了。
其中庞统还好说，身为襄阳庞氏的嫡子，本就是荆州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他在此次风波之后替庞德公冲锋陷阵那也是应当。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后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么简单。
王粲出身兖州高门，山阳王氏，乃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避祸荆州之后他便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为荆州士子拜服。
以往荆州士林只知王粲长于辞赋，冠盖荆州，却不想王粲的经学造诣亦极深。
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简直就是知行书院的荆州分院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响，知道治理天下并不是夸夸其谈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
在得闻邺城国学之前，王粲便开始有意融合儒家礼乐与法家刑罚思想，尝试寻找出一条经世致用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粲的学术态度其实比魏哲还要激进。
也正因为这一点，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将《知行录》奉为至宝，日夜苦读。
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