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邑要全面融合,韩谦这些年在棠邑全面且深入推行的新制,与梁国旧制截然不同,这是谁都无法忽视的事实。

    朱裕身前能众人迎立韩谦为新主,理法之事变得不甚重要。

    而梁高祖朱温早年就是流民军将领出身,他与麾下将吏初期就极敌视清流士族,当年在白马驿,除大诛前朝宗室子弟,前朝士族也是人头滚滚落地,才会萧衣卿等衣冠士族北逃附胡。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以及韩元齐等人的出身都不高,并没有形成极其顽固的旧有理法观念,这点跟江淮,特别是江东的地方势力有着极大的区别。

    废除奴婢贱籍,但允许雇佣役婢,以及废除嫡庶之制,当前也不会直接冲击到大梁将臣现有的利益。

    当前河洛风雨飘摇不定,地方势力甚至都不愿子弟入仕,因此对废除恩荫之制以及新的取仕、将官升授之制,也不甚在意。

    然而涉及到土地,却是绕不开的问题。

    这不仅是河洛地方势力的根本,也是棠邑新制与梁国旧制的根本区别所在。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等一大批人,包括沈鹏、文瑞临、赵慈等承天司的悍吏以及早年编入玄甲都、之后遍布大梁禁军的武官将领,作为嫡系,大多数人都主要是朱裕经营河洛时期追随其左右的。

    他们即便有相当多的人在后期,举家迁入汴京,但家族都还扎根在河洛,可以说是河洛地方势力的代表。

    他们作为梁国的新贵,出身不高,但受千百年来根植于人心深处的思想影响,求田问舍几成本能;而梁高祖朱温在世,更多时候也都以田宅赏赐有功将吏。

    朱裕登基继位后,即便认识到棠邑新制优势,但忙于南征北战,一时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点。

    除了顾骞、陈由桐、荆浩、陈昆等家在河洛地区都占有大量的田宅,乃是河洛的土地新贵外,以韩元齐为首的蔡州军将吏,则又与蔡汝及颍陈等州的地方新贵势力纠缠极深。

    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等事反倒好执行。

    这两年为筹措军资及赈济灾民的粮谷,朱裕对河洛、颍蔡等地不得不加征极高的田赋丁税,对田亩的清算就极严格,照棠邑的相关新政执行,甚至会使得地方新贵势力所承受的赋税有所减轻。

    最大的问题是棠邑的限田令以及军卒配田。

    目前棠邑诸州县,旧有的地方势力几乎都被摧毁洗向杨等叙州大姓早期也在彻底的军事失败后,就被韩谦彻底拆散掉,洗寻樵、冯璋等人都顺理成章的接受了新政;棠邑军中,无论基层武官胥史还是中高级将臣,限田标准与普通军卒一样,按户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亩。

    照这个标准,梁军之中队率一级的基层武官,可能大多数人都要超了。

    早年梁军照首级功授勋赐田,这决定以军功提拔上来的基层武官,仅军功赐田直接成为中小地主,更不要说后期几成本能的兼并,更不要说梁军之中的中高级将吏了。

    即便不说从龙拥立之功,韩谦要依托顾骞、荆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族人以及各级武官将领守御河洛、抵御胡虏,依托他们推进两军的融合,甚至要让新制在河洛地区扎根下去,就不能直接而粗暴的剥夺他们已有的、并且已经经营一两代人的田宅。

    然而,韩谦早年在组织赤山军时,曾宣称要使天下人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韩谦这些年在叙州、在淮西推动新制的根本,也是棠邑军战斗力的保障。

    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兵卒,一部分是奴婢以及无地贫民出身、被地方势力推出来以充兵役、徭役的乡兵,一部分是家小从汴京南逃、已失立足之地的原大梁禁军将卒。

    可以说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将卒,其家小绝大多数在河洛等地都无立足之地。

    而连续多年的苦战,以及当前恶劣的形势,叫这些疲弱之卒士气低沉。

    韩谦暂时可以不去管河洛境内的中下层贫民,甚至新旧制统一的事情都可以暂时做一些妥协,但要在当前这么复杂及凶险的局面下,将梁军现有的将卒战斗力及士气激扬起来,也必然要在河洛及蔡汝等地,拿出大量的田地分配给梁军将卒家小耕种。

    面对这样的矛盾,韩谦思虑再三,也只有赎买之策能行,而且是先从梁军高级将吏那里进行赎买。

    当然,韩谦现在是拿不出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缗的钱物去赎买这些田宅的,他能拿出来的,只有他私人在工造局、叙州官钱局以及赤山会所占的一部分股数。

    此外,山泽之利及盐铁茶酒榷卖,传统上是隶属于内廷的私产,这使得朱裕早前在河洛等地所开采的矿场以及建成的工坊,也都归属官办。

    韩谦也计划将这些以及这两年将计划兴建的矿场、工坊都折成股数,用以赎买梁军高级将吏及家族手里的耕地,先行分配给梁军最底层的无地兵卒。

    国都定于洛阳,并从高级将吏及家旋手里赎买耕地,分配给梁军底层将卒,并使梁军底层将卒扎根于河洛,这不仅有利于安定将卒之心,也要避免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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