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那个声音，手里的拖把直接掉在了地上。
我跪在池岸上，对着那个女孩做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她的胸口在我的手掌下毫无反应，冰凉，僵硬，像一块潮湿的黏土。我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混着池水一起滴在她苍白的脸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跟她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大概过了两分钟，她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水从她的嘴巴和鼻子里涌出来，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弓起了身体。她大口大口地喘气，瞳孔慢慢缩了回去，开始有了焦距。她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倒映出我的脸，然后她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毛骨悚然。
不是因为笑得很可怕，恰恰相反，它太正常了。那是一个感激的、劫后余生的、温暖的笑容。可就在几秒钟之前，她还是一个没有表情的、空洞的躯壳。那种从死到生的转换太快了，快得不像是真的，快得像有人按下了开关。
“谢谢你。”她说。声音沙哑，但很清晰。
“我送你去医院。”我说。
“不用。”她坐了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水，“我没事了。”
她站起来，拿起池岸边的浴巾，裹住身体，朝更衣室走去。我愣在原地，看着她光着脚踩在湿滑的瓷砖上，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很自然，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走到更衣室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我。
“林深，”她说，“你明天还上班吧？”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告诉过她我的名字。
她没有等我回答，推开门走了进去。第二天晚上八点，她又准时出现在了泳池边，穿着那件藏蓝色的连体泳衣，对我笑了笑，然后像往常一样滑入了水中。
好像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但我很清楚那不是梦。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游泳馆的水，变咸了。
二
水变咸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疑神疑鬼。泳馆的水每天都要检测余氯和ph值，盐度不在常规检测范围内。但我太熟悉这池水了，五年了，我闭着眼睛都能尝出它的味道——淡淡的漂白粉味，带一点涩。可那天晚上之后，那股咸味就像渗进了我的骨头缝里，挥之不去。
我偷偷用杯子从深水区舀了一杯水，带到办公室。等水沉淀了一个小时后，杯底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结晶。我舔了一下指尖。咸的。不是海盐的那种咸，而是另一种——更涩，更苦，带着铁锈般的腥气。
我查了很多资料，用了三天时间，终于在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残本里找到了线索。那条线索指向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地方：我每天坐着的这座游泳馆，地底下埋着什么。
县志上写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本市后，在城西设立了一所“水疗院”。名字叫水疗院，实际上是日军用来关押和审讯女性抗日人员的地方。据幸存者回忆，水疗院里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日军将人按入水中反复呛溺，美其名曰“水刑”。最多的时候，一天淹死过七个人。抗战胜利后，水疗院被一把火烧了，废墟上后来建起了工人文化宫，再后来，八十年代改建成了这座游泳馆。
我合上县志的时候，手在发抖。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上班。我请了假，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盯着墙上那张游泳馆的老照片发呆。照片是我刚入职时在馆长办公室墙上翻拍的，黑白的，拍的是游泳馆奠基仪式的场面。照片里有七八个人拿着铁锹，身后是一片刚挖好的地基坑。我放大照片，仔细看那个坑——坑底是黑色的，湿漉漉的，像刚下过雨。但在坑的最深处，隐约能看到一块暗色的、不规则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那个形状让我想起县志里的一句话：“池底埋骨，无人敢掘。”
我的手机响了。是老李。
“林深，你快来一趟。”老李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怕什么人听到。
“怎么了？”
“那个女孩……她又来了。但我跟你说，今天闭馆的时候，我清场，所有客人都走了。我亲眼看着那个女孩进了更衣室，过了十分钟没出来。我进去找，里面空的。”
“空的？”
“空的。衣服、浴巾、拖鞋，什么都没留下。可她明明进去了。林深，你老实告诉我，上次你救她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越想越不对劲，那个女孩我查过登记记录，她用的会员卡是一张十年期的老年卡，你知道那种卡只有谁有吗？”
“谁？”
“死了的人。那种卡是游泳馆刚开业时卖给第一批会员的，持卡人早就陆续过世了，系统没注销而已。我查了卡号对应的原始登记信息——持卡人叫沈慧君，女，生于1921年，已于1998年注销户口。”
老李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电话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像远处的海浪。
三
我回了游泳馆。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老李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手电筒，脸白得像纸。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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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跪在池岸上，对着那个女孩做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她的胸口在我的手掌下毫无反应，冰凉，僵硬，像一块潮湿的黏土。我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混着池水一起滴在她苍白的脸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跟她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大概过了两分钟，她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水从她的嘴巴和鼻子里涌出来，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弓起了身体。她大口大口地喘气，瞳孔慢慢缩了回去，开始有了焦距。她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倒映出我的脸，然后她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毛骨悚然。
不是因为笑得很可怕，恰恰相反，它太正常了。那是一个感激的、劫后余生的、温暖的笑容。可就在几秒钟之前，她还是一个没有表情的、空洞的躯壳。那种从死到生的转换太快了，快得不像是真的，快得像有人按下了开关。
“谢谢你。”她说。声音沙哑，但很清晰。
“我送你去医院。”我说。
“不用。”她坐了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水，“我没事了。”
她站起来，拿起池岸边的浴巾，裹住身体，朝更衣室走去。我愣在原地，看着她光着脚踩在湿滑的瓷砖上，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很自然，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走到更衣室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我。
“林深，”她说，“你明天还上班吧？”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告诉过她我的名字。
她没有等我回答，推开门走了进去。第二天晚上八点，她又准时出现在了泳池边，穿着那件藏蓝色的连体泳衣，对我笑了笑，然后像往常一样滑入了水中。
好像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但我很清楚那不是梦。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游泳馆的水，变咸了。
二
水变咸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疑神疑鬼。泳馆的水每天都要检测余氯和ph值，盐度不在常规检测范围内。但我太熟悉这池水了，五年了，我闭着眼睛都能尝出它的味道——淡淡的漂白粉味，带一点涩。可那天晚上之后，那股咸味就像渗进了我的骨头缝里，挥之不去。
我偷偷用杯子从深水区舀了一杯水，带到办公室。等水沉淀了一个小时后，杯底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结晶。我舔了一下指尖。咸的。不是海盐的那种咸，而是另一种——更涩，更苦，带着铁锈般的腥气。
我查了很多资料，用了三天时间，终于在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残本里找到了线索。那条线索指向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地方：我每天坐着的这座游泳馆，地底下埋着什么。
县志上写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本市后，在城西设立了一所“水疗院”。名字叫水疗院，实际上是日军用来关押和审讯女性抗日人员的地方。据幸存者回忆，水疗院里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日军将人按入水中反复呛溺，美其名曰“水刑”。最多的时候，一天淹死过七个人。抗战胜利后，水疗院被一把火烧了，废墟上后来建起了工人文化宫，再后来，八十年代改建成了这座游泳馆。
我合上县志的时候，手在发抖。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上班。我请了假，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盯着墙上那张游泳馆的老照片发呆。照片是我刚入职时在馆长办公室墙上翻拍的，黑白的，拍的是游泳馆奠基仪式的场面。照片里有七八个人拿着铁锹，身后是一片刚挖好的地基坑。我放大照片，仔细看那个坑——坑底是黑色的，湿漉漉的，像刚下过雨。但在坑的最深处，隐约能看到一块暗色的、不规则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那个形状让我想起县志里的一句话：“池底埋骨，无人敢掘。”
我的手机响了。是老李。
“林深，你快来一趟。”老李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怕什么人听到。
“怎么了？”
“那个女孩……她又来了。但我跟你说，今天闭馆的时候，我清场，所有客人都走了。我亲眼看着那个女孩进了更衣室，过了十分钟没出来。我进去找，里面空的。”
“空的？”
“空的。衣服、浴巾、拖鞋，什么都没留下。可她明明进去了。林深，你老实告诉我，上次你救她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越想越不对劲，那个女孩我查过登记记录，她用的会员卡是一张十年期的老年卡，你知道那种卡只有谁有吗？”
“谁？”
“死了的人。那种卡是游泳馆刚开业时卖给第一批会员的，持卡人早就陆续过世了，系统没注销而已。我查了卡号对应的原始登记信息——持卡人叫沈慧君，女，生于1921年，已于1998年注销户口。”
老李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电话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像远处的海浪。
三
我回了游泳馆。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老李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手电筒，脸白得像纸。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