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顶尖,但属于良好水平,完全达到通过标准。

    如果真是抄袭,评分不会这么高。评委不可能看不出大面积雷同,尤其这种冷门领域,专家一眼就能辨真假。

    我又翻开卷宗最后一页,发现夹着一张没归档的纸。a4打印纸,单面内容,抬头是“校内情况通报(草稿)”,编号为“教务处-2003-047”。

    内容如下:

    >经核查,人文学院副教授周明远所发表于《民俗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之文章《论民国江南地区民间符箓的演变与传承》,存在数据引用不当及部分论述缺乏原始出处问题。经查证,文中多处田野资料与学生林晚秋未公开发表之毕业论文内容高度重合,且未标明来源。

    >

    >鉴于该行为非主观恶意剽窃,而是因指导过程中未能及时掌握学生研究进展所致,建议给予内部批评教育处理,不予公开处分。

    >

    >特此备案。

    落款日期:2003年6月28日。

    我没有立刻合上这张纸。

    屋里很静。管理员在另一头整理新到的档案盒,塑料封条撕开的声音清晰可闻。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桌角,把那份草稿照得发白。我能看见纸上的每一个字,也能看清油墨打印时留下的轻微卡顿痕迹。

    原来如此。

    周明远不是剽窃者。

    他是被嫁祸的人。

    有人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学生的论文改头换面投了出去,然后反咬一口,说他自己剽窃。这样一来,既毁了林晚秋的前途,又让导师背上污名,两败俱伤。

    而真正动手脚的那个人——

    至今没有名字。

    我慢慢把草稿放回卷宗,合上封面。手指在牛皮纸上停留了几秒,确认没有折角,才把它塞回抽屉原位。

    “查完了?”管理员走过来问。

    “嗯。”我说,“能复印一份吗?就这几页。”

    她接过我指的地方,点头,“登记一下用途。”

    我在表格上写下:“课程研究使用”,用途栏填了“学术诚信案例分析”。她看了看,没多问,把材料放进复印机。

    机器启动的声音打破了安静。滚筒转动,灯光扫过纸面,一页页复制下来。我站在旁边看着,看着那些字迹被重新印出来,像是把一段被埋住的历史一点点挖出来。

    复印完,她递给我一叠纸,让我签字。

    我签了名,把复印件折好,放进背包内袋。那里原本放着早上撕碎又拼好的便签纸,写着“垃圾中转”四个字。我把那张纸移到外层口袋,把档案复印件压在最底下。

    做完这些,我才转身离开。

    走出档案室时,门自动锁上了。钥匙转动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了一下,很快消失。我站在二楼东侧的走廊上,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砖接缝处,形成一道斜线。

    我低头看了眼手机。

    七点五十三。

    时间还早。

    学生们还没开始上课,保洁员推着车从楼下经过,轮子压过台阶发出咯噔声。远处教学楼传来铃响,是早自习结束的信号。一切如常。

    但我清楚,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林晚秋不是抄袭者。

    她是受害者。

    而且不是死于导师压迫,而是死于一场精心设计的栽赃。她交出心血,换来一句“剽窃”的指控;她试图辩解,却发现连导师都被牵连其中;她找不到出口,最后选择了结束。

    而周明远呢?

    他也毁了。

    通报只是内部处理,但学术圈很小。一篇有问题的文章足以断送前程。更何况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副教授如果背上“剽窃”嫌疑,哪怕没公开通报,也会被同行疏远、项目拒之门外、职称评审卡死。

    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拖得越久,就越容易被人当成无稽之谈。有人说女生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有人说导师德行有亏,活该倒霉;没人去翻当年的记录,没人去问为什么两篇论文会撞题,更没人关心真相到底在哪。

    现在我知道了。

    我不需要系统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要去的地方很清楚。

    图书馆旧馆三楼女厕。

    那是她最后一次站过的地方。

    也是她结束自己的地方。

    我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脚步平稳,鞋底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很轻。左手习惯性摸了摸侧袋里的铜钱剑,金属棱角硌着掌心,提醒我这不是梦。

    走到转角时,我停下。

    阳光照在墙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随着光线微微晃动,像是呼吸一样。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那面镜子不会再出现什么。

    这一回,我不靠系统。

    这一回,是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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