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钱的预算。这还得益于在元朔四年之前，大部分战马都已经在没有被成规模反季节催肥前高效率育种，目前大汉存栏马驹数量尚且充足。
为了弥补战损，从元狩元年开始大汉全境赋税高企。朝廷对盐、铁、酒等的税收更是翻倍的涨。
从元狩元年开始，大汉的税率在刘彻主导、桑弘羊测算、公孙弘等执行下开始了逐年提升的调整。除了表面上的田亩税和人头税保持不变，徭役抵扣、兵役抵扣、蓄奴、私人养马、土地田产交易等的税率都在大幅度提高。
根据后来我疏勒团队里的cFo“二弟”的测算：自元狩三年税率稳定高位后，不连盐、铁、酒的消费税，大汉自耕农正常年景的平均税率为三分八厘，灾年达四分以上。这还不包含两种特殊情况：
第一种是家里户籍上有未出阁的“老姑娘”。大汉女性的政府指导出嫁年龄为十三岁至十四岁，十五岁后不出嫁“人头税”即开始递增。到元狩年间，“老姑娘”的人头税开始猛增，十五岁后每年递增百分之百，到十八岁达百分之五百，即一个十八岁的“老姑娘”会连累家里被收五倍人头税，负担可想而知。
第二种情况是家里没钱免除两年的兵役（元狩年后大部分普通家庭都没钱免除兵役），而且在当兵的两年里出现了伤残或战死的情况。虽然有抚恤金，但是相对于失去劳动能力、只能雇佣长工耕地产生的开销，对这些家庭来说摊薄到每年的税率平均会提高八厘以上。
高赋税带来的后果是土地的兼并和丧失土地者的破产。就在我觉得非常寒冷的“漠南之战”后的那个冬天，东北亚大陆发生“拉尼娜”现象，匈奴全境和大汉最繁华的黄河流域地区都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最冷的那几天，右北平军营每天都有同袍因为冻伤被截肢，连生活居住条件不错的我的脚上都长了冻疮，后来到了冬天就断断续续复发，用义父教我的方子涂了三年药才痊愈。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年战争消耗，大汉国库空虚，刘彻并没有足额发放赈济。这除了造成部分最底层的百姓倒毙在风雪中，也令人口密集地区的中下层自耕农为度过眼前的风雪将田产或别的生产资料变卖，沦为无产者。
其实刘彻对百姓丧失生产资料的事情还是很关注的，因为丧失生产资料者明显难以承受人均四成的综合赋税，放弃户籍当流民就是迟早的事情。流民如果再不加以控制，陈胜、吴广、柳下跖就要来了。所以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刘彻采用了“迁徙流民”的方法来缓解流民压力，同时补充边境新疆土的人口。从元狩元年大灾后到元狩四年共有超过百万丧失生产资料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人口被迁徙到河南之地和河西之地。
当然，迁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是有大量的流民从这一时期开始涌现，遍布全国（包括被迁徙的流民二次放弃户籍），并愈演愈烈，直到孝武朝终结，这种势头都一直在持续。
当然作为后世认可的“千古一帝”，刘彻不是只会拿捏底层“软柿子”的昏聩帝王。在他理念里，一直是“众生平等”的，搞钱也不例外。
在无差别提高税率之前，刘彻就将搞钱的矛头指向了权贵和富裕阶层。“议罪银”制度在这一时期使用范围得到扩大，除了“十恶不赦”，别的刑事犯罪或治安处罚都可以用“议罪银”抵罪，旨在丰富朝廷收入来源。普通的小公务员职务也可以半公开的明码标价买到，“爱国商人”卜式在这一时期终于如愿以偿，以一千头羊的代价混进了官僚圈子。
“推恩令”在元狩年间也开始发挥出其最大的威力，因为“推恩令”的间接影响，刘濞、刘武之后最有势力的王爷淮南王刘安的家族终于开始了嫡庶之间的“狗咬狗”，刘彻利用这个机会让张汤操刀搞出震惊朝野、砍掉三万多颗人头的“淮南·衡山大案”。
我后来看二大爷的“篆体密文”才知道，在元朔六年之后，藩王的“秋风”基本上就停了，因为这块利益被皇帝看上了，聪明的二大爷立即收了手，并向北境边防军老军头们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淮南·衡山大案”在向“推恩令”下的权贵们传递信号：以“推恩”为幌子，让你们家里先乱，目的是停你们的长期饭票，谁赞成，谁反对？你反对？好吧，那挖你个黑料，你的存款和脑袋我也要了！
除了“淮南·衡山大案”，更有好多势力不大的王侯被以欺压百姓啊、违反治安处罚啊、乱伦啊之类的罪名给连锅端了——当然也要没收财产。找不到把柄的就没事了吗？也不是，比如刘彻元狩四年就搞了个“白虎皮币”，凡是按例来朝拜他的王侯权贵都要强制性购买——四十万钱一张。也就是说：如果你听话，还想暂时留着饭票，至少你眼下要出点血，让我充实一下国库。
当然，到了元狩四年，刘彻还在桑弘羊的测算谋划下祭出了更狠的搞钱政策——“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刀刀见血！
元狩年间朝堂上除了经济政策和军事谋划，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外交往。
在之前，除了收服南方接壤的“羁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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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战损，从元狩元年开始大汉全境赋税高企。朝廷对盐、铁、酒等的税收更是翻倍的涨。
从元狩元年开始，大汉的税率在刘彻主导、桑弘羊测算、公孙弘等执行下开始了逐年提升的调整。除了表面上的田亩税和人头税保持不变，徭役抵扣、兵役抵扣、蓄奴、私人养马、土地田产交易等的税率都在大幅度提高。
根据后来我疏勒团队里的cFo“二弟”的测算：自元狩三年税率稳定高位后，不连盐、铁、酒的消费税，大汉自耕农正常年景的平均税率为三分八厘，灾年达四分以上。这还不包含两种特殊情况：
第一种是家里户籍上有未出阁的“老姑娘”。大汉女性的政府指导出嫁年龄为十三岁至十四岁，十五岁后不出嫁“人头税”即开始递增。到元狩年间，“老姑娘”的人头税开始猛增，十五岁后每年递增百分之百，到十八岁达百分之五百，即一个十八岁的“老姑娘”会连累家里被收五倍人头税，负担可想而知。
第二种情况是家里没钱免除两年的兵役（元狩年后大部分普通家庭都没钱免除兵役），而且在当兵的两年里出现了伤残或战死的情况。虽然有抚恤金，但是相对于失去劳动能力、只能雇佣长工耕地产生的开销，对这些家庭来说摊薄到每年的税率平均会提高八厘以上。
高赋税带来的后果是土地的兼并和丧失土地者的破产。就在我觉得非常寒冷的“漠南之战”后的那个冬天，东北亚大陆发生“拉尼娜”现象，匈奴全境和大汉最繁华的黄河流域地区都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最冷的那几天，右北平军营每天都有同袍因为冻伤被截肢，连生活居住条件不错的我的脚上都长了冻疮，后来到了冬天就断断续续复发，用义父教我的方子涂了三年药才痊愈。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年战争消耗，大汉国库空虚，刘彻并没有足额发放赈济。这除了造成部分最底层的百姓倒毙在风雪中，也令人口密集地区的中下层自耕农为度过眼前的风雪将田产或别的生产资料变卖，沦为无产者。
其实刘彻对百姓丧失生产资料的事情还是很关注的，因为丧失生产资料者明显难以承受人均四成的综合赋税，放弃户籍当流民就是迟早的事情。流民如果再不加以控制，陈胜、吴广、柳下跖就要来了。所以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刘彻采用了“迁徙流民”的方法来缓解流民压力，同时补充边境新疆土的人口。从元狩元年大灾后到元狩四年共有超过百万丧失生产资料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人口被迁徙到河南之地和河西之地。
当然，迁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是有大量的流民从这一时期开始涌现，遍布全国（包括被迁徙的流民二次放弃户籍），并愈演愈烈，直到孝武朝终结，这种势头都一直在持续。
当然作为后世认可的“千古一帝”，刘彻不是只会拿捏底层“软柿子”的昏聩帝王。在他理念里，一直是“众生平等”的，搞钱也不例外。
在无差别提高税率之前，刘彻就将搞钱的矛头指向了权贵和富裕阶层。“议罪银”制度在这一时期使用范围得到扩大，除了“十恶不赦”，别的刑事犯罪或治安处罚都可以用“议罪银”抵罪，旨在丰富朝廷收入来源。普通的小公务员职务也可以半公开的明码标价买到，“爱国商人”卜式在这一时期终于如愿以偿，以一千头羊的代价混进了官僚圈子。
“推恩令”在元狩年间也开始发挥出其最大的威力，因为“推恩令”的间接影响，刘濞、刘武之后最有势力的王爷淮南王刘安的家族终于开始了嫡庶之间的“狗咬狗”，刘彻利用这个机会让张汤操刀搞出震惊朝野、砍掉三万多颗人头的“淮南·衡山大案”。
我后来看二大爷的“篆体密文”才知道，在元朔六年之后，藩王的“秋风”基本上就停了，因为这块利益被皇帝看上了，聪明的二大爷立即收了手，并向北境边防军老军头们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淮南·衡山大案”在向“推恩令”下的权贵们传递信号：以“推恩”为幌子，让你们家里先乱，目的是停你们的长期饭票，谁赞成，谁反对？你反对？好吧，那挖你个黑料，你的存款和脑袋我也要了！
除了“淮南·衡山大案”，更有好多势力不大的王侯被以欺压百姓啊、违反治安处罚啊、乱伦啊之类的罪名给连锅端了——当然也要没收财产。找不到把柄的就没事了吗？也不是，比如刘彻元狩四年就搞了个“白虎皮币”，凡是按例来朝拜他的王侯权贵都要强制性购买——四十万钱一张。也就是说：如果你听话，还想暂时留着饭票，至少你眼下要出点血，让我充实一下国库。
当然，到了元狩四年，刘彻还在桑弘羊的测算谋划下祭出了更狠的搞钱政策——“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刀刀见血！
元狩年间朝堂上除了经济政策和军事谋划，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外交往。
在之前，除了收服南方接壤的“羁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