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呢。”一番话听得我有点儿难受，这话说得很是动情。“这就对啦，”杨远抬手拍了拍我的脸，冰凉的手铐砸在我的肩膀上，有一种异样的疼，“兄弟，你的案子我也听说了，抢劫是吧？我估计这事儿至少得判你三年，这三年可够你受的。为什么？劳改呀，跟在外面不一样。我活了三十多岁，光在劳改队就呆了七年。呆会儿我顺便给你说说那里的事情好好听着吧，将来去了劳改队不吃亏。”杨远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天黑了，外面的雨也下大了，雨点打在窗台上啪啪作响。铁窗外的那轮月亮似乎并没被雨丝遮挡，依旧圆润瓦亮，这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过。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是在那儿长大的。记事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她的模样，想象当中她好象戴一副很厚实的眼镜，很有文化的样子。我记得那时候我爹很英俊，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公办教师，他跟我妈都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来的。我妈去世的时候，我爹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邻居们说，看看杨老师吧，孩子他娘一走，他老了许多呢。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怎样，就是心里有点儿空荡荡的，感觉失落得很，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乱忽悠，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这样的感觉让我很沮丧，有时候会半夜哭着找我妈。我爹常常搂着我一岁大的弟弟呵斥我，哭啥哭？人家你弟弟都不哭呢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我爹拉得一手好二胡，我经常在半夜听见他用一种压抑的声音在拉二胡，像野猫叫。杨远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几乎是闭上的，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我小时候很听话，六七岁就可以帮我爹照看我弟弟，甚至还会喂家里养的一群鸭子。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村里的几个叔叔把我爹抬回家来。我爹的眼睛上缠着很厚很厚的绷带，我看不出他的表情，只记得他躺在床上直哆嗦，他的手把炕沿上的杠子都抠下来了，指甲翘得老高，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我很害怕，抱着弟弟躲在炕旮旯里，不敢看他是啊，我害怕，怎么能不害怕呢？我是第一次看见我爹的脸扭曲成那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爹的一只眼睛瞎了，好象是被人用石灰给揉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因为什么才这样对待他的，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我没有打听，因为我爹不让我打听，他说：你要是还孝顺你爹，就永远别去问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小，真的没打听。后来长大了，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儿内幕我很茫然，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复仇。那一夜，我爹把我和弟弟拥在怀里，颤抖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他要把我俩勒进他的肉里去了。夜深了，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是很悲的那种。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那晚也很冷，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我弟弟感冒了，发烧得厉害，我爹起初没在意是啊，他怎么会在意呢？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一声不吭，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于是，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我害怕他真的死了，万一他再死了，我和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唯一的外来户。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掉以后，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我听别人说过，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说到这里，杨远突然停下了，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小子，你伸什么舌头？”我哪里伸舌头了？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我连忙坐正了，冲他点点头：“远哥，别打岔，我在听呢。”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我连忙辩解道：“哥哥，你可冤枉死我了，不愿意听我是孙子。”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得，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我挪过去，给他揉着肩膀，腆着脸鼓励他：“远哥，你讲得太好听了，听得我热血沸腾，请继续。”“你奶奶的，算我倒霉”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小子，你说吧，想听什么？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把烟给哥哥点上。”点上烟，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目光开始迷离起来。兄弟，你知道83年的严打吧？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那是1982年的冬天。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可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所以我办任何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耻笑。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声呵斥，甚至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喊我“老巴子”，声音高得吓死驴。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里的一个街道。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很心疼他，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我总是觉得，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农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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