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丝或者红烧豆腐。没有肉，没有水果，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送饭的人从来不和她说话。她试过问外面是什么时间、今天是什么日期，但那个人只是放下饭盒就走了，像她不存在一样。
她开始用指甲在墙壁上划痕，记录天数。一天一道，七天一排。她没有日历，没有钟表，地下室里没有任何可以告诉她时间的东西。她只能靠送饭的次数来计算——三次就是一天。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七天的时候，她第一次尝试逃跑。
她用塑料椅子砸铁门上的小窗口。椅子碎了，窗口纹丝不动。她又用椅子腿去撬门锁，但那个挂锁是钢制的，她撬了半个小时，手指都磨出了血，锁连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
她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流血的手指，突然笑了。
笑得很轻，很短，像一声叹息。
第十天。第二十天。第三十天。
墙壁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排成一列一列的，像某种古老的文字。
她开始和收音机说话。收音机只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新闻台，一个是音乐台。新闻台告诉她外面发生了什么——东乐市在修一条新的环城公路，南方某省发了大水，国家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些消息离她那么近又那么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音乐台放的都是老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罗大佑的《童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她听着这些歌，有时候会跟着哼几句。哼着哼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不再哭了。准确地说，她哭的方式变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嚎啕大哭，会捶墙，会用头撞铁门。后来，她只是静静地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床垫上，渗进去，干了，留下一个一个淡黄色的印记。
第一百天。
她开始和墙壁说话。
"今天白菜有点咸了。"她说。
墙壁没有回答。
“新闻说东乐市降温了，不知道外面有多冷。”
墙壁没有回答。
“我女儿现在应该会翻身了吧。四个月大的孩子，应该会翻身了。”
墙壁没有回答。
她知道墙壁不会回答。但她需要说话。她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需要确认自己还是一个活人，而不是这间地下室里的一件物品。
第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了。
墙壁上的划痕已经排满了整整一面墙。她站在那面墙前面，用手指一道一道地数着，数到最后一道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一千多顿饭。无数个独自醒来的黑夜。
她瘦了很多。原来就不胖的身体，现在更是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手腕细得像干树枝。她的头发长了，乱蓬蓬地披在肩上，因为没有剪刀，也没有镜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光——不是希望的光，也不是疯狂的光，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平静的光。像是在说：我还活着。你关不住我的。
第二年。第三年。
日子继续流逝。她不再在墙上划痕了——那面墙已经满了。她开始在床垫的缝里藏东西：饭盒的铝皮碎片、收音机里拆下来的小零件、送饭人偶尔掉落的一根火柴。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她觉得，她应该留着。万一有一天用得上呢。
第四年。第五年。
她开始做梦。不是噩梦——噩梦在第一年就已经做完了。她做的是另一种梦：她梦见自己走出了地下室，走进了阳光里。阳光很刺眼，她睁不开眼睛，但她能感觉到温暖，感觉到风，感觉到自由。
然后她醒了。四周一片漆黑。
但她不再难过了。她只是闭上眼睛，试图回到那个梦里。
第六年。第七年。
收音机坏了。她花了一个星期把它拆开，发现是一个零件烧了。她没有替换的零件，也没有工具。收音机变成了废铁。
从那以后，她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哪一年，不知道她的女儿现在长什么样了，是不是已经上学了，是不是会叫妈妈了。
“妈妈……”
她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然后她笑了。
第八年。第九年。
她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她的膝盖疼，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的牙齿松了一颗，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满嘴的血。她的视力也在下降——虽然地下室里本来就没什么可看的。
她开始害怕。不是害怕蒋菲菲，不是害怕这间地下室，而是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
她不想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的女儿。她还没有见过女儿长大的样子。她还没有听过女儿叫她一声妈妈。她还没有——
她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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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饭的人从来不和她说话。她试过问外面是什么时间、今天是什么日期，但那个人只是放下饭盒就走了，像她不存在一样。
她开始用指甲在墙壁上划痕，记录天数。一天一道，七天一排。她没有日历，没有钟表，地下室里没有任何可以告诉她时间的东西。她只能靠送饭的次数来计算——三次就是一天。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七天的时候，她第一次尝试逃跑。
她用塑料椅子砸铁门上的小窗口。椅子碎了，窗口纹丝不动。她又用椅子腿去撬门锁，但那个挂锁是钢制的，她撬了半个小时，手指都磨出了血，锁连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
她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流血的手指，突然笑了。
笑得很轻，很短，像一声叹息。
第十天。第二十天。第三十天。
墙壁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排成一列一列的，像某种古老的文字。
她开始和收音机说话。收音机只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新闻台，一个是音乐台。新闻台告诉她外面发生了什么——东乐市在修一条新的环城公路，南方某省发了大水，国家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些消息离她那么近又那么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音乐台放的都是老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罗大佑的《童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她听着这些歌，有时候会跟着哼几句。哼着哼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不再哭了。准确地说，她哭的方式变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嚎啕大哭，会捶墙，会用头撞铁门。后来，她只是静静地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床垫上，渗进去，干了，留下一个一个淡黄色的印记。
第一百天。
她开始和墙壁说话。
"今天白菜有点咸了。"她说。
墙壁没有回答。
“新闻说东乐市降温了，不知道外面有多冷。”
墙壁没有回答。
“我女儿现在应该会翻身了吧。四个月大的孩子，应该会翻身了。”
墙壁没有回答。
她知道墙壁不会回答。但她需要说话。她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需要确认自己还是一个活人，而不是这间地下室里的一件物品。
第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了。
墙壁上的划痕已经排满了整整一面墙。她站在那面墙前面，用手指一道一道地数着，数到最后一道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一千多顿饭。无数个独自醒来的黑夜。
她瘦了很多。原来就不胖的身体，现在更是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手腕细得像干树枝。她的头发长了，乱蓬蓬地披在肩上，因为没有剪刀，也没有镜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光——不是希望的光，也不是疯狂的光，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平静的光。像是在说：我还活着。你关不住我的。
第二年。第三年。
日子继续流逝。她不再在墙上划痕了——那面墙已经满了。她开始在床垫的缝里藏东西：饭盒的铝皮碎片、收音机里拆下来的小零件、送饭人偶尔掉落的一根火柴。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她觉得，她应该留着。万一有一天用得上呢。
第四年。第五年。
她开始做梦。不是噩梦——噩梦在第一年就已经做完了。她做的是另一种梦：她梦见自己走出了地下室，走进了阳光里。阳光很刺眼，她睁不开眼睛，但她能感觉到温暖，感觉到风，感觉到自由。
然后她醒了。四周一片漆黑。
但她不再难过了。她只是闭上眼睛，试图回到那个梦里。
第六年。第七年。
收音机坏了。她花了一个星期把它拆开，发现是一个零件烧了。她没有替换的零件，也没有工具。收音机变成了废铁。
从那以后，她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哪一年，不知道她的女儿现在长什么样了，是不是已经上学了，是不是会叫妈妈了。
“妈妈……”
她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然后她笑了。
第八年。第九年。
她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她的膝盖疼，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的牙齿松了一颗，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满嘴的血。她的视力也在下降——虽然地下室里本来就没什么可看的。
她开始害怕。不是害怕蒋菲菲，不是害怕这间地下室，而是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
她不想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的女儿。她还没有见过女儿长大的样子。她还没有听过女儿叫她一声妈妈。她还没有——
她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