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元朔五年十月,大农令丞郑当时上疏,建议在陇西、北地增设三处官市,以茶帛易羌人马匹。奏疏递上后第三天,御史中丞杜周、少府丞王延年、左冯翊属官李奋,三人先后上疏反对。”

    他的手指向下移动:“反对的理由,郑当时奏疏中说的是‘互通有无,以实边备’,而这三人的奏疏,核心论点惊人地一致——‘绝通塞流,以固国本’。”

    “绝通塞流,以固国本。”金章重复了一遍这八个字。声音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晰。

    “对。”桑弘羊的手指继续在帛书上移动,划过一行行记录,“再看这里,元朔六年正月,有官员提议减轻商旅过关津时的‘算缗’税额,以鼓励货殖流通。反对的奏疏来自太仆属官、京兆尹掾史、还有一位谏议大夫,时间集中在两天之内。奏疏内容,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核心还是那八个字:‘绝通塞流,以固国本’。”

    他抬起头,看着金章:“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但过去半年,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七次。每次都是数份奏疏几乎同时上呈,反对的理由高度一致,文风、引据——甚至引用的经典章句——都有微妙的相似之处。”

    金章接过帛书,就着烛光仔细看。

    桑弘羊的笔记极其详尽。他将每次“流通”提议的时间、提议者、提议内容、反对者、反对奏疏上呈时间、奏疏核心论点、引用的经典,都一一列出,并用朱笔标出了其中的关联和重复之处。

    看着那些用朱笔圈出的“绝通塞流”“固本抑末”“商贾蠹国”等字眼,金章仿佛看到了一张无形的网,在朝堂之上缓缓张开。每一次有光想要透进来,这张网就会收紧,将光挡住。

    “这些反对的官员,”金章问,“他们之间,可有明显的关联?同乡?同年?同门?”

    桑弘羊摇头:“这正是最可疑之处。御史中丞杜周是酷吏出身,少府丞王延年出身关东士族,左冯翊属官李奋是寒门举荐,太仆属官、京兆尹掾史、谏议大夫……这些人来自不同部门,资历深浅不一,籍贯天南地北,表面上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若说他们都是出于公心,反对‘流通’以固国本,那为何反对的理由如此雷同?为何总能在提议出现后的两三天内,就准备好奏疏上呈?”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我暗中查了这些人的背景。杜周与宫中黄门令苏文有旧,王延年的妻族与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有姻亲,李奋曾受那位刘姓宗室王——河间王刘德的举荐。至于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与河间王或宫中某几位老宦官——比如中常侍赵谈——有间接的联系。或是门生故吏,或是受过恩惠,或是通过中间人递过话。”

    河间王刘德。

    金章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了一下。

    这位宗室王以“好古敏求”著称,收集先秦古籍,推崇周礼,在儒生中颇有声望。前世,他并未在政治上有太大作为,但此世……

    “河间王,”金章缓缓道,“他本人可曾直接上疏反对‘流通’?”

    “没有。”桑弘羊说,“河间王深居简出,很少就具体政事发表意见。但他的门客、受他举荐的官员,却频频在这些事情上发声。还有宫中的老宦官,他们或许不懂经济,但他们懂得揣摩上意,懂得如何维护现有的……秩序。”

    “秩序。”金章重复这个词。

    “对,秩序。”桑弘羊放下茶碗,碗底与案几接触,发出轻微的磕碰声,“张侯,我仔细想过。这些反对‘流通’的奏疏,看似在反对具体的政策,但深究其核心论点——‘绝通塞流,以固国本’——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流通’本身。是货物从一地流向另一地,是钱财从一人手中转到另一人手中,是信息、人员、资源的流动和交换。”

    他的眼睛在烛光下闪着光,那是一种洞察了某种本质后的锐利光芒。

    “他们认为,农夫就该在田里耕种,工匠就该在作坊劳作,商贾就该被限制在市井。各地物产就该留在原地,边郡的皮毛、玉石不该流入中原,中原的丝绸、铁器也不该流往西域。一切都要固定,都要‘各安其位’。流通,会打破这种固定,会让农夫想去做工,工匠想去行商,边民向往中原繁华,中原人窥伺西域珍宝。这会动摇‘根本’——所谓农为本,商为末的根本。”

    桑弘羊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激动:“可他们不想想,没有流通,关中饥荒时,山东的粮食如何运来?没有流通,边疆将士的衣甲兵器从何而来?没有流通,陛下想要的天马、美玉、明珠,又如何能到长安?他们只想维持一种僵化的、死水一样的秩序,哪怕这秩序已经让国库空虚、让边郡困顿、让百姓生计艰难!”

    他说到最后,气息有些急促,端起已经凉了的茶碗,一饮而尽。

    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带来一丝苦涩。

    书房里安静下来。

    只有烛火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声,以及窗外风吹竹叶的沙沙声。

    金章看着桑弘羊。这个年轻的侍中,此刻脸上有一种混合着愤怒、洞察和忧虑的神情。他看到了那张网,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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