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的光柱先从门洞里扫进来,在地上画了个半圆,又缩回去。

    有人在门外说了句什么,另一个声音应和着,接着是靴底碾过碎瓦的咔嚓声。

    他们进来了。

    光柱在屋里乱晃,扫过塌了半边的屋顶,扫过墙根那堆烂布,从她头顶三寸的地方划过去,又划回来。

    陆离屏住呼吸,一动都不动,只有心跳声大得吓人。

    光柱停在那堆烂布上,停了很久。

    陆离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膜里轰隆隆地响,心脏一下一下撞着肋骨,每一次跳动都像在用拳头砸门。

    手电筒的光在烂布上微微颤抖,持枪的人大概也在紧张。

    忽然,楼下传来一阵剧烈枪响,紧接着是人的喊叫,日语,很急促。

    手电筒的光猛地缩回去,有人用极快的语速说了句话,脚步声骤然乱起来,往楼下冲去。

    皮靴在木楼梯上踩出一连串滚雷般的轰鸣,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陆离还是没动,仍蜷在墙角,枪横在膝盖上,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

    夜风从没有窗户的洞口灌进来,吹透了她汗湿的衣衫,冷得她打了个寒噤。

    过了片刻,陆离把手榴弹收回随身空间,抓着枪,贴着墙壁挪到门洞口,探头往外看。

    楼梯井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下楼的时候,她在二楼拐角踩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

    低头一看,是一支还没熄灭的手电筒,玻璃罩碎了一半,光从裂缝里漏出来,照着楼梯上凌乱的皮靴印。

    大概是日本兵跑得太急,落下的。

    这破烂玩意儿,陆离可看不上,绕过它接着下楼。

    走到骑楼门口,她没急着出去,先贴着门框往外看。街对面,货栈那边还在冒烟,空气中飘着焦糊味,混着硝烟和血腥气。

    几具尸体横在空地上,一动不动。

    巷子口,有个人影一闪。

    她端起枪,食指搭上扳机。

    那人影没动,也没出声。

    过了几息,忽然压着嗓子喊了句什么,是闽南话,她听清了。

    “自己人?”

    陆离没应声,慢慢往后退,退进骑楼的阴影深处。那人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转身消失在巷子拐角。

    夜风又吹过来,带着雨后的潮气和隐隐的血腥味。

    陆离把枪收进随身空间,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很快就融进了黑沉沉的城市里。

    放下枪,她就是这座城市里再普通不过、毫无威胁的妇孺。

    她先去了红十字会为她安排的社区住所——前富商陈康之家。

    这是一个侥幸逃过空袭摧残,但是却没能逃过大检证的华人家庭。原本三代同堂,有一位祖母和一对中年夫妇还有一双小儿女。

    但在大检证中,这家男主人陈康由于衣着得体和文质彬彬的气质,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认定有威胁,与其他类似的男人一起拉去郊区活埋了。

    其老母亲没能承受住打击,也跟着猝死了。现在就剩下一位眼神空洞的寡妇带着一位家里的老妈子,照顾一双不足十岁的小儿女。

    陈家因为是独栋,房间多,被红十字会的人看中,安排为红十字会华人志愿者的居所——国际红十字会的外国领导为了减少“窝藏华人”的政治风险,把她们这些华人都安排在了大本营外面的华人社区。

    除了陆离,还有三位华人志愿者也被安置在此。其中一位是陆离熟悉的阿英,她带着她四岁的小女儿一起。

    陆离原本是跟一位姓陆的女志愿者共居楼下佣人房的,这家原来的小女佣逃回乡下了。两人的床铺之间,用一块自己拉的布隔开。

    但是现在,这位女志愿者已失踪了八天。

    在乱世中,失踪人口实在太多了,报上社区和红十字会后,也不会有下文。

    “秀英,你回来了?”隔壁带着女儿住老人房的阿英,听到动静问了一声。

    “是的,阿英姐。”陆离隔着门回道,“今夜日本人有个手术,我被喊去帮忙了。”

    “哦,锅里温着一碗饭菜,是给你留的。”阿英说道。

    “不用了,我吃过了。”

    她们几个人住在这里,每个月由红十字会给房东交微量药品、维生素片以及40公斤大米作为食宿费(官方的战后物资配给每个成年人一个月才4.5公斤的米),但陆离几乎不吃这里的食物。

    房东能省下口粮,自无二话,阿英也没再说什么。

    回到佣人房,陆离伪装成躺在床上休息的样子,然后推开窗户,悄悄爬出窗,趁着夜色躲开巡逻队,回到她被埋在废墟架下的房车。

    巧的是,两者都在厦门街,只隔了不到三百米的距离,对陆离来说很方便。

    她很庆幸她住的佣人房靠围墙不远,虽然光线因此昏暗,但是方便了她的行动。

    再加上同屋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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