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九日,凌晨四时。

    威廉港笼罩在北海最浓重的冬雾里。能见度不足一百米,港区的灯塔每隔十五秒发出一道惨白的光束,在雾中只能照出一堵流动的乳白色墙壁。

    但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的舰员们已经起床两个小时了。

    没有起床号,没有广播。水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军装,叠好吊床,吃完最后一份在港内的热早餐。面包、黄油、咖啡——味道和平时一样,但每个人咀嚼的速度都比平时慢,像要把这顿饭的味道记住。

    食堂里没有人说话。

    不是压抑,是不需要。

    四时三十分,俾斯麦号舰桥。

    舍尔穿着皮大衣站在舷窗前。雾太浓,看不见舰艏的主炮,更看不见三十米外的海面。但他知道船正在解缆——钢缆滑过缆桩的声音、绞盘齿轮咬合的声音、拖轮主机低沉的轰鸣声,像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

    “左舷缆绳已收。”

    “右舷缆绳已收。”

    “拖轮就位。”

    舰长的报告声从通话管传来,沉稳,简短,没有多余的字。

    舍尔说:“备车。”

    轮机舱传来电报铃的颤音。主机转速表的指针开始移动,从零到三十,从三十到六十。舰体深处传来那种舍尔熟悉到骨髓里的震颤——四万五千吨钢铁即将挣脱防波堤的怀抱,驶入那片任何地图都无法标注的蓝色。

    四时五十分。

    俾斯麦号通过威廉港外防波堤。

    舍尔站在舷窗前,看着那盏灯塔在浓雾中渐行渐远。他想起1905年,自己还是“不伦瑞克号”的枪炮长,第一次跟随舰队出访。那时威廉港的灯塔还没有这么高,德国的公海舰队还没有无畏舰。

    十二年。

    他在这片海域进出了上百次,从没像今天这样,认真看它最后一眼。

    希佩尔从海图室走出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报。

    “支援舰队已出港。国王号、凯撒号、路易特波尔德号、皇后号。位置在我们后方一百二十海里,航速二十节。”

    一百二十海里。

    以俾斯麦号的三十节航速,只需要四个小时。以支援舰队的二十节航速,需要六个小时。

    舍尔点了点头。这个距离是他和希佩尔反复测算过的——不是最短距离,是最佳距离。

    远了,第一打击舰队孤立无援。近了,支援舰队会被英国侦察舰发现,失去战术突然性。

    一百二十海里。

    四个小时的生死线。

    五时整。

    俾斯麦号的无线电室发出第一份电报:

    “公海舰队第一打击舰队已出航。旗舰俾斯麦号,率提尔皮茨号及四艘驱逐舰。任务:进入北大西洋,切断敌海上交通线。”

    这份电报同时发往无忧宫、海军部、威廉港基地。

    柏林时间五时十五分,无忧宫。

    威廉二世没有睡。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那份电报,一杯早就凉透的茶。

    他拿起电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

    最终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仍然是浓重的夜雾,看不见星空,看不见街道,看不见这座他统治了二十九年的城市。

    他忽然想:腓特烈大帝在罗斯巴赫会战前夜,也是这样站在窗前等待战报吗?

    他忽然不确定了。

    五时三十分,俾斯麦号通过赫尔戈兰岛。

    雾正在散。

    北海的天际线从铅灰色渐渐变成浅灰,又从浅灰裂开一道细长的金边。晨光就从那道裂缝里渗出来,不是喷薄而出,是慢慢地、一丝一丝地,把黑暗从海面上剥离。

    舍尔站在舷窗前,看着东方。

    他已经三十八小时没有睡觉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咖啡杯握在手里,已经凉透。但他不觉得困。

    他看见晨光落在俾斯麦号舰艏的主炮塔上,把380毫米炮管镀成淡金色。

    他看见提尔皮茨号在两千米外的右舷航道上,舰艏劈开海浪,拖出一道修长的白色尾迹。

    他看见四艘驱逐舰像忠诚的牧羊犬,在主舰两侧展开警戒队形。

    他忽然想:这一刻,应该被画下来。

    不是因为美。

    是因为这一刻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些战舰还能不能看到下一次日出。

    七时整。

    无线电室送来第二份电报——也是出航后收到的第一份。

    舍尔接过电报,目光扫过纸面。

    他没有说话,把电报递给希佩尔。

    希佩尔看了,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

    “看来,陈峰真的准备看到最后一刻。”

    电报纸上只有一行字:

    “兰芳共和国海军司令部:技术支援不受影响。造船厂随时欢迎德国工程师交流访问。祝一路顺风。——李特”

    没有承诺。没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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