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小学一年级三班的教室,坐北朝南,窗框上的绿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黄色的木头。

    玻璃倒是擦得干净,只是有几块裂了纹,用发黄的胶布勉强粘着。

    墙是刷了白灰的,但年月久了,泛着陈旧的米黄色,高处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色标语,纸张边角也有些卷曲。

    课桌椅是旧式的连体木桌椅,桌面被一代代学生刻划得坑坑洼洼,泛着油亮的光。

    空气里常年弥漫着粉笔灰、旧纸张、冬天煤炉,以及几十个孩子身上混合起来的、一种难以言喻的、生机勃勃又略带浑浊的气味。

    王新民坐在教室中间靠前的位置,这是班长的“专座”,方便观察全班,也方便随时响应老师。

    他坐得很端正,背挺得笔直,即使下课也不会像其他男孩那样瘫在椅子上或蹿出去疯跑。

    他通常会在位子上整理一下上节课的笔记,或者预习下节课的内容,偶尔抬头看看教室里嬉闹的同学。

    他的文具很简单:一个半旧的铁皮铅笔盒,里面躺着两三支削得长短不一的铅笔,一块用得只剩小指头大小、边缘发黑的橡皮,一把短短的、断了几个齿的木尺。

    铅笔盒是父亲部里用旧的,漆面磨损,露出底下银白的铁皮,但他保管得很好,每天用抹布擦一遍。

    王新平坐在他斜后方,隔了两排。

    这小子就没那么安分了,下课铃一响,就像屁股上装了弹簧,要么追着同学在桌椅间狭窄的过道里钻来钻去,玩“抓特务”,要么凑在几个同样活泼的男生堆里,炫耀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内部消息”,比如“听说三年级的张老师要调走了”、“食堂下个月可能有一次肉包子”。

    他的铅笔盒比哥哥的稍新,是绿色漆皮的,上面印着个模糊的拖拉机图案,是李秀芝用积攒的工业券特意给他换的,因为他喜欢。

    里面东西也杂:铅笔、橡皮、一把小刀、几颗颜色不一样的玻璃弹珠、还有一小截不知哪里捡来的彩色粉笔头。

    王新蕊的座位在靠窗那边,和几个要好的女生在一起。

    下课了,她们常常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翻看一本掉了封皮的《小朋友》画报,或者玩“翻花绳”、“抓子儿”(用小布包填充沙子或豆子的玩具)。

    新蕊是劳动委员,有时会提前拿着小扫帚和簸箕,去检查自己负责的卫生区域,小脸板着,很是认真。

    她的铅笔盒是李秀芝用碎花布头缝的,很别致,里面除了文具,还宝贝似的放着几颗漂亮的糖纸,抚平了夹在书里。

    棒梗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

    那张桌子腿有点跛,垫了块小瓦片。

    他总是一个人坐着,下课也很少离开座位,要么低着头在本子上乱画,要么就呆呆地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天空和光秃秃的树枝。

    他的“文具”寒酸得刺眼:一个用不知哪儿捡来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红字的旧信封叠成的“笔袋”,里面只有半截秃铅笔,橡皮早就用没了,写错了字就用手指沾点唾沫使劲擦,本子又薄又脆,正面写完写反面,字迹常常洇开。

    他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前襟还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

    在周围孩子们或鲜艳或整洁的衣物衬托下,他像一幅褪了色的旧画里不小心滴进来的一滴墨点,灰暗,突兀,又无人真正在意。

    孩子们的世界自有其运行法则。

    开学不到一个月,班级里的小社会已经初具雏形。

    王新民凭借开学第一天就主动帮同学搬书、发本子、调解小纠纷积累的好人缘,加上他处事公正、学习认真、说话有条理,很快确立了“核心”地位。

    他不只是老师的传声筒,更是许多孩子心里默认的“裁判”和“主心骨”。

    王新平靠着机灵和一股子“包打听”的劲儿,在男生里人缘也不错,虽然他毛躁的毛病有时会惹点小麻烦。

    王新蕊则以其热情和大方,在女生中颇受欢迎,加上劳动委员的身份,指挥起打扫卫生来,大部分孩子也愿意听。

    棒梗则是这个小小社会的边缘人。

    他很少主动跟人说话,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只是含糊地“嗯”、“啊”两声,眼神躲闪,或许是老爹贾东旭死了之后的缘故。

    有两次分组做游戏,他因为反应慢、不熟悉规则拖了后腿,被同组的孩子埋怨,后来分组时,大家就下意识地不太愿意选他了。

    他就像教室墙角那盆无人浇水、蔫头耷脑的蒜苗,沉默地存在着,却难以融入周围的生机。

    变化发生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

    最后一节是自习课,老师临时被叫去开会,让王新民坐在讲台边维持纪律。

    教室里起初还算安静,只听得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但十几分钟后,没了老师的直接威慑,细碎的骚动便像水底的泡泡,慢慢浮了上来。

    交头接耳的,传小纸条的,在桌子底下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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