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临时住处,王建国关上门,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后怕。

    匿名信的内容如此具体,如此恶毒,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是谁要置他于死地?他必须弄清楚,至少要有防备。

    他首先排除了沈星雨。

    虽然沈的言论给他带来了麻烦,但匿名信的风格与沈星雨那种公开、尖锐、理想化的抨击完全不同,更加阴损,更擅长罗织罪名。

    而且沈星雨的目标似乎是更上层的官僚习气,没必要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自己这个还算支持他工作的直接领导。

    戴立春的余党?

    有可能,但戴倒台后树倒猢狲散,还有谁有这么大能量和胆子,在“鸣放”这个敏感时期,精准地制造政治指控?

    思路渐渐聚焦到郑副部长身上。

    匿名信中关于“对学习毛熊有疑虑”的指控,与自己在规划讨论会上与郑副部长那细微的分歧,隐隐吻合。

    如果是郑副部长,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因为沈星雨的批评而迁怒,进而想用更狠辣的方式除掉自己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同时敲打其他可能“不安分”的技术干部,这完全说得通。

    而且,郑副部长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完全能做到让匿名信“引起高层震动”。

    王建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如果对手真的是这个级别,那事情就极为棘手了。

    就在此时,部里传来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关于中毛两国的关系!

    王建国心中一惊,看了看时间,马上就是两国决裂的时间了!

    1957年的最后几个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种感受在这次的北京之行后,变得无比清晰和具体。

    他这次紧急进京,名义上是汇报那个新抗生素原料药中试项目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去寻求帮助,或者至少是去确认一些传闻。

    项目筹备了大半年,基础设计参照了苏方早期提供的一些框架性资料,关键的发酵工艺放大参数和后处理工段的特种设备(尤其是几个耐腐蚀、耐高压的特种钢材反应釜)的详细设计,却迟迟没有下文。

    苏方联络人员的回复从最初的“正在准备”,到后来的“需要国内专家审核”,再到最近这次的“国内生产任务繁重,相关专家暂时无法派出,具体图纸提供时间待定”,拖延的意味已经不加掩饰。

    派到项目上指导了前期的两位毛熊专家,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热心细致,变得客气而疏离,对于技术细节的追问,常常以“这是我国成熟工艺,具体参数需要根据你们实际情况调整”或者“这个问题我需要请示国内”来搪塞,涉及核心工艺控制点时,更是语焉不详。

    项目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瓶颈,发酵单位提不上去,杂质含量波动大,反应釜的材质选择和结构设计也因缺乏关键数据而难以最终定案。

    整个团队憋着一股劲,却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进展缓慢,人心也开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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