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但说什么,怎么说,你把握分寸。多谈具体技术工作,谈遇到的困难,谈改进的建议。其他的……”

    王建国没有说下去,只是给了陈经纬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陈经纬领会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动员是做了,原则也强调了,但王建国知道,情绪的闸门一旦被某种宏大叙事和“畅所欲言”的承诺所撬动,水流的方向和力量,往往不是几个原则所能完全框定的。

    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热情、对旧有弊端积郁了不满、又对“帮助d”抱有真诚理想的人来说。

    沈星雨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司里新调来不久的副处长,三十出头,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留过毛,真正的科班化工专家,理论功底扎实,思想活跃。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对技术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对一切他认为阻碍技术进步的“非技术因素”都深恶痛绝。

    他来之后,王建国很欣赏他的专业能力,在一些项目论证中也听取过他的尖锐意见,觉得虽有偏激,但往往能切中要害。

    只是,沈星雨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毫不掩饰对“官僚习气”的鄙夷,也让王建国隐约有些担心。

    “鸣放”开始后,沈星雨很快成为司里,乃至部里相关单位座谈会上的焦点人物。

    他几乎有会必到,到会必发言,发言必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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