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到最后一箱,白英跑过来,满脸都是兴奋的红光:“孙主事,三十万两银子,全捞上来了。一粒都没少。”

    孙有余站起身,腿有点麻,他跺了跺脚:“好。传令给赵铁山,让他来扬州领银子。三十万两,一两都不能少。”

    午时三刻,扬州城外的码头。

    赵铁山蹲在码头上,手里攥着酒葫芦,眯着眼盯着那些正在装车的银子。他是北境边军的副将,今年五十二,打了三十年的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他的脸被北风割得全是沟壑,像干裂的河床。他身后站着两个亲兵,也是一脸的风霜。

    三十万两银子,一箱一箱地从船上搬到车上。整整装了六十辆大车,每辆车五百两。车轱辘压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赵将军,”那个老兵跑过来,满脸是汗,但眼睛亮得像灯,“银子装好了。三十万两,一两都没少。”

    赵铁山灌了口酒,酒从嘴角漏出来,淌进花白的胡子里。他把酒葫芦往腰里一别,站起身,看了看那些大车,又看了看孙有余。

    孙有余站在码头边上,朝他拱了拱手。

    赵铁山没还礼,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赵铁山从腰里摸出酒葫芦,递给孙有余。

    孙有余接过来,灌了一口,又递回去。

    赵铁山接过,也灌了一口。

    “路上小心。”孙有余说。

    “嗯。”赵铁山说。

    就这么两句话。然后赵铁山转身上马,手一挥,六十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往北去了。

    申时三刻,北境城下的练兵场。

    五万边军,在练兵场上列了队。天快黑了,北风刮得正紧,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但五万人站在风里,一动不动,像五万棵钉在地上的树。

    每人手里捧着一碗茶。茶是热的,是炊事班刚烧的,里面放了姜片和红糖。这碗茶在边军里头有个名堂,叫“饷前茶”——发饷之前先喝碗热茶,暖暖身子,也暖暖心。

    赵铁山蹲在点将台上,手里还攥着那个酒葫芦,眯着眼盯着那些兵。他的眼睛不大,但亮,像两把刀子,从五万人脸上一个一个地刮过去。

    “弟兄们。”他开口了,声音粗得像砂纸磨石头,但整个练兵场五万人,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银子到了。”

    五万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

    “三十万两。一人六两。这些银子,是林福生贪的。是江南那个狗日的商人从你们嘴里抠出来的。现在,我替你们抢回来了。”

    他站起身,把酒葫芦往台上一顿,发出咚的一声响。

    “发饷!”

    五万人同时欢呼起来。那声音太大了,大得把北风都顶了回去。炊事班把银子一箱一箱地抬上来,按着花名册,一人六两,一个一个地发。老兵领了银子,在手里掂了掂,咧嘴笑了。新兵领了银子,翻来覆去地看,像看什么稀罕物件。

    赵铁山蹲在台上,看着那些领饷的兵,又灌了一口酒。

    酉时三刻,北境城里的银铺。

    银铺是新开的,就在练兵场边上。铺面不大,但干净。门口挂着一块匾,写着“边城银号”四个字。这是赵铁山的主意——用银子给边军发饷,边军拿了银子没处花,就在这银铺里换成银票,可以寄回老家去。

    赵铁山蹲在银铺门口,手里攥着块银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银子是好的,白的,亮的。上面还刻着官印,清清楚楚地写着“江南织造”四个字。

    “赵将军。”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赵铁山回头,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银匠走到他面前。老银匠佝偻着腰,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双眼睛浑浊发黄,但手很稳,稳稳地端着一碗茶。

    赵铁山认出他。这老银匠姓陈,江南苏州人,在边城待了二十年了。当年逃难来的,老婆孩子都死在了路上,就剩他一个,靠打银器活到了今天。

    老银匠扑通一声跪下了。

    赵铁山赶紧伸手去扶:“陈师傅,你这是做什么?”

    老银匠不起来,跪在地上,浑浊的眼睛里滚出两行泪来:“赵将军,这银子,是俺们江南的?”

    赵铁山把他扶起来,拍了拍他膝盖上的土:“是江南的。江南的商人贪的。现在,还给边军。”

    老银匠愣住,嘴唇哆嗦了半天,又问:“将军,这银子,给谁花?”

    赵铁山盯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给边军花。边军花了银子,才能打胜仗。打胜了,江南的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老银匠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最后,他双手捧起那碗茶,举过头顶,颤颤巍巍地递到赵铁山面前。

    赵铁山接过茶,一饮而尽。

    茶是凉的。但赵铁山觉得,从喉咙到胸口,都是热的。

    运河上的大雾散了。

    孙有余站在船头,看着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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