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城今年的雪来得格外早。
江南织造局门口，黑压压跪了一地人。
五百个织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面黄肌瘦，个个衣衫褴褛。他们跪在冰冷刺骨的青石板上，膝盖底下连个蒲团都没有，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每个人手里都高高举着一块木牌，上头写着六个大字——“还我血汗钱”。
雪越下越大，鹅毛似的，一片一片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他们头上，积了薄薄一层白。可没有人动，没有人拍掉身上的雪，没有人缩一缩脖子，甚至连哈气暖手的人都没有。他们就那么跪着，像五百尊雪雕，沉默地、固执地，守在织造局紧闭的大门前。
门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出来。
远处茶棚底下，蹲着两个灰袍人，正啃着干粮。
打头的那个叫孙有余，三十出头的年纪，生得精瘦，一张脸晒得黑红，看着不像京城里来的主事，倒像个常年在码头扛活的脚夫。他身边那个年轻些的，叫白英，是他的副手，一张白净脸，看着斯文，一双眼睛却骨碌碌乱转，机灵得很。
“孙主事，”白英从后头摸过来，蹲在孙有余身边，压低声音，“打听清楚了。织造局欠了织工三个月的工钱，每人每月二两，五百个人，总共三千两。”
孙有余没吭声，把手里的干粮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
白英又说：“三千两银子，对织造局来说不算什么。可对这些织工来说，那是救命钱。我打听过了，有个老织工，家里孙子病了三个月，没钱抓药，硬扛着。还有个寡妇，带着两个娃，米缸早就见了底，全靠邻居接济过活。”
孙有余把最后一口干粮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站起身来。
他没急着往织造局门口走，而是先在茶棚底下站了一会儿，眯着眼，隔着漫天飞雪，看那些跪在地上的织工。看他们冻得发紫的手指，看他们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看他们举着木牌时微微发抖的胳膊。
然后他走过去。
他走到最前面，蹲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织工面前，盯着他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那老织工的眉毛上挂着冰碴子，嘴唇冻得发乌，可腰板挺得笔直，木牌举得稳稳当当。
“老人家，”孙有余说，“您织了多少年？”
老织工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大概猜出他是官府的人，声音里带着几分倔强，几分悲凉：“四十年。俺在织造局织了四十年，从嘉靖爷那会儿就开始织，织到今天，头一回被欠工钱。”
孙有余又问：“家里几口人？”
“六口。”老织工说，“老伴儿瘫在床上，儿子在码头上扛活，儿媳妇带着两个小的。俺这份工钱，是家里最大的进项。三个月没发，米铺已经不肯赊账了。”
孙有余伸出手，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那老织工的膝盖怕是已经跪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孙有余一把搀住他，稳稳当当地扶住了。
“老人家，”他说，“您放心。工钱，会发的。一粒都不会少。”
老织工愣愣地看着他，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辰时三刻，江南织造局的账房。
孙有余蹲在账房的地上，面前摊着三本账册——织工工钱账、织造局开支账、织造局库存账。他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
白英站在门口把风，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账面上的数字清清楚楚：织造局欠织工工钱三千两。可孙有余翻开银库的账册一看，库房里现银只有五百两。
差了二千五百两。
孙有余的手停住了。他翻回去，又翻过来，把三本账册并排摆在地上，来回对照了三遍。数字没有错，账做得也算漂亮，可那二千五百两银子，就是凭空消失了，账上没有去向，没有名目，干干净净地不见了。
账做得太干净了，反而让人起疑。
孙有余合上账册，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的雪还在下，织造局的院子里冷冷清清，几个杂役缩在廊下烤火，看见他，赶紧把头转过去。
白英凑过来，声音压得极低：“孙主事，我查过了。那二千五百两，被织造局总管王德茂贪了。他拿这笔银子，在金陵城外买了一座三进的宅子，光修缮就花了八百两。上个月刚娶了第八房小老婆，光聘礼就花了六百两。剩下的银子，买了古董字画，堆了满满一屋子。”
孙有余没回头，盯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半天没有说话。
白英等了等，又说：“王德茂是织造局五年的总管，背后有人。他堂兄在户部当郎中，跟咱们上头的人……”
“够了。”孙有余打断他。
白英闭嘴了。
孙有余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也不大，平平淡淡的：“传令给乌桓，让他带三百苍狼卫，把王德茂的宅子抄了。银子追回来，发给织工。”
白英愣了一下：“孙主事，要不要先禀报上头？毕竟王德茂他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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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织造局门口，黑压压跪了一地人。
五百个织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面黄肌瘦，个个衣衫褴褛。他们跪在冰冷刺骨的青石板上，膝盖底下连个蒲团都没有，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每个人手里都高高举着一块木牌，上头写着六个大字——“还我血汗钱”。
雪越下越大，鹅毛似的，一片一片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他们头上，积了薄薄一层白。可没有人动，没有人拍掉身上的雪，没有人缩一缩脖子，甚至连哈气暖手的人都没有。他们就那么跪着，像五百尊雪雕，沉默地、固执地，守在织造局紧闭的大门前。
门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出来。
远处茶棚底下，蹲着两个灰袍人，正啃着干粮。
打头的那个叫孙有余，三十出头的年纪，生得精瘦，一张脸晒得黑红，看着不像京城里来的主事，倒像个常年在码头扛活的脚夫。他身边那个年轻些的，叫白英，是他的副手，一张白净脸，看着斯文，一双眼睛却骨碌碌乱转，机灵得很。
“孙主事，”白英从后头摸过来，蹲在孙有余身边，压低声音，“打听清楚了。织造局欠了织工三个月的工钱，每人每月二两，五百个人，总共三千两。”
孙有余没吭声，把手里的干粮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
白英又说：“三千两银子，对织造局来说不算什么。可对这些织工来说，那是救命钱。我打听过了，有个老织工，家里孙子病了三个月，没钱抓药，硬扛着。还有个寡妇，带着两个娃，米缸早就见了底，全靠邻居接济过活。”
孙有余把最后一口干粮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站起身来。
他没急着往织造局门口走，而是先在茶棚底下站了一会儿，眯着眼，隔着漫天飞雪，看那些跪在地上的织工。看他们冻得发紫的手指，看他们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看他们举着木牌时微微发抖的胳膊。
然后他走过去。
他走到最前面，蹲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织工面前，盯着他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那老织工的眉毛上挂着冰碴子，嘴唇冻得发乌，可腰板挺得笔直，木牌举得稳稳当当。
“老人家，”孙有余说，“您织了多少年？”
老织工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大概猜出他是官府的人，声音里带着几分倔强，几分悲凉：“四十年。俺在织造局织了四十年，从嘉靖爷那会儿就开始织，织到今天，头一回被欠工钱。”
孙有余又问：“家里几口人？”
“六口。”老织工说，“老伴儿瘫在床上，儿子在码头上扛活，儿媳妇带着两个小的。俺这份工钱，是家里最大的进项。三个月没发，米铺已经不肯赊账了。”
孙有余伸出手，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那老织工的膝盖怕是已经跪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孙有余一把搀住他，稳稳当当地扶住了。
“老人家，”他说，“您放心。工钱，会发的。一粒都不会少。”
老织工愣愣地看着他，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辰时三刻，江南织造局的账房。
孙有余蹲在账房的地上，面前摊着三本账册——织工工钱账、织造局开支账、织造局库存账。他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
白英站在门口把风，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账面上的数字清清楚楚：织造局欠织工工钱三千两。可孙有余翻开银库的账册一看，库房里现银只有五百两。
差了二千五百两。
孙有余的手停住了。他翻回去，又翻过来，把三本账册并排摆在地上，来回对照了三遍。数字没有错，账做得也算漂亮，可那二千五百两银子，就是凭空消失了，账上没有去向，没有名目，干干净净地不见了。
账做得太干净了，反而让人起疑。
孙有余合上账册，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的雪还在下，织造局的院子里冷冷清清，几个杂役缩在廊下烤火，看见他，赶紧把头转过去。
白英凑过来，声音压得极低：“孙主事，我查过了。那二千五百两，被织造局总管王德茂贪了。他拿这笔银子，在金陵城外买了一座三进的宅子，光修缮就花了八百两。上个月刚娶了第八房小老婆，光聘礼就花了六百两。剩下的银子，买了古董字画，堆了满满一屋子。”
孙有余没回头，盯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半天没有说话。
白英等了等，又说：“王德茂是织造局五年的总管，背后有人。他堂兄在户部当郎中，跟咱们上头的人……”
“够了。”孙有余打断他。
白英闭嘴了。
孙有余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也不大，平平淡淡的：“传令给乌桓，让他带三百苍狼卫，把王德茂的宅子抄了。银子追回来，发给织工。”
白英愣了一下：“孙主事，要不要先禀报上头？毕竟王德茂他堂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