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破晓,北京的风还带着北方特有的干冷气息,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台阶上已开始有工作人员穿梭往来。晨光斜照在汉白玉栏杆上,映出淡淡的金色。一辆从成都开来的长途卧铺客车缓缓停靠在侧门入口,车身上贴着“四川省赴京代表团”字样,车门打开时,一股混合着泡菜香与旅途疲惫的味道飘散而出。

    宋岩最后一个下车,他扶了扶肩上的帆布包,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把这座城市的空气都尝一遍。同行的其他代表早已兴奋地交谈起来,有人拍照,有人整理西装领带,唯独他站在原地,目光落在那扇厚重的铜门之上,久久未动。

    “宋老板,发什么愣呢?”省饮食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走过来拍他肩膀,“待会儿你可是重头戏,得打起精神。”

    “我在想,”宋岩低声说,“待会儿我说的话,他们真能听懂吗?”

    “听不懂也得听。”那人笑了笑,“现在上面就爱听你们这种‘接地气’的声音。不说大道理,只讲真事,反而最打动人。”

    宋岩点点头,没再说话。他知道,自己不是来演讲的,是来替那些凌晨四点起床生火、三十岁还在灶台前站到腿肿的人说话的。

    上午九点整,座谈会正式开始。会议室呈半圆形布局,中央是一张长条会议桌,两侧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个体户代表、经济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媒体记者。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横幅:“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个体经济与民生温度专题研讨”。

    主持人宣布第三位发言人为“四川省周二娃饭店负责人宋岩”时,全场安静了一瞬。有人抬头,有人翻资料,还有人低声议论:“就是那个纪录片里的小饭馆?”

    宋岩走上台,脚步沉稳。他没有用提词器,也没有看稿纸,只是将双手轻轻搭在话筒前,像平时在店里招呼客人那样,平视着台下众人。

    “我叫宋岩。”他说,“我在四川乐山苏稽镇开一家小饭馆,名字叫‘周二娃饭店’。我们不做宴席,不接酒楼生意,每天只卖四十份鱼香肉丝,六点十七分出第一锅豆腐,最晚一单送到晚上八点零三分,是个连招牌都没换过几次的普通小店。”

    台下有人轻笑,但很快又静了下来。

    “去年冬天特别冷。”他继续说,“有一天早上,我看见一个送煤的老汉蹲在我家门口啃冷馍。我就让他进来喝口热汤。他不肯,说怕弄脏地板。后来是我娘硬把他拉进屋,盛了一碗米饭,夹了三块红烧肉。他吃完,眼眶红了,说他已经三个月没见过热菜了。”

    宋岩顿了顿,声音低了些:“那天我想,我们这些做饭的人,是不是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评奖,不是上电视,而是让每一个饿着肚子进来的人,都能吃饱走出去。”

    会场里一片寂静,连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有人说,个体户要发展,就得扩张、连锁、上市。可我不这么觉得。”他的语气渐渐坚定,“我家祖训三条:一不欠债,二不欺客,三不做假。我现在记得住三十个熟客的名字,知道谁爱吃辣,谁忌葱蒜。如果开了十家店,靠报表管理厨房,靠KPI考核厨师,那我还算个做饭的人吗?”

    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学者举手提问:“宋先生,您反对规模化吗?可没有规模,如何带动更多就业?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宋岩摇头:“我没反对。我只是想说,变大的前提,是不能丢了味道。我们的菜园已经种下了辣椒苗,鸡舍也建好了,员工年底能分红。这不是别人给的恩惠,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攒出来的路。我可以慢慢来,但不能跳步。”

    另一名女记者追问:“那您认为,国家应该如何支持像您这样的个体户?”

    “别让我们掏钱搞形象工程。”他直截了当地说,“镇上要打造示范街,财政出了全部费用,商户一分不用摊,这才叫支持。要是今天让我们出五百装修费,明天收八百排污费,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政策要落地,就得先看底层能不能喘口气。”

    掌声忽然响起,起初零星,随后如潮水般涌来。有人站起来鼓掌,有人低头记录,还有几位老干部频频点头。

    会议结束后,几名记者围上来采访,却被宋岩婉拒。他只留下一句话:“我不图名,也不为利。等我回去,还得赶着做今晚的泡菜。”

    当天下午,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片段:

    > “今日,全国个体经济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四川的小餐馆老板宋岩在发言中强调:‘真正的改革,不在文件里,而在普通人端起饭碗时的那一口热乎气。’其朴实话语引发广泛共鸣。”

    当晚,宋岩独自走在长安街上。夜风吹起他的工装衣角,远处的霓虹灯闪烁不停。他在一家国营商店门口停下,买了一包北京产的“牡丹”香烟,又给周沫沫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 “锅锅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很大,但我更想早点回家吃你画的那碗鱼香肉丝。”

    回到宾馆已是深夜。他打开录音机,听着那一段段熟悉的声响:煤炉轰响、刀落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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