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的早晨总是来得特别早。

    林默涵推开办公室的窗户,咸湿的海风裹挟着汽笛声涌进来。他习惯性地抬手看表——六点四十五分,距离贸易行开门营业还有一个小时。这个时间本不该有客人,但楼下的街道已经不太对劲了。

    三辆黑色轿车斜停在“墨海贸易行”门口,呈品字形封死了所有出口。七八个穿中山装的壮汉散落在街对面,看似随意地抽着烟,眼神却像猎犬般扫视着四周。更远处,码头仓库的屋檐下,有人用望远镜朝这边观望。

    “他们来了。”林默涵轻声自语,手指在窗框上敲了三下——这是给阁楼发报机的暗号:情况紧急。

    陈明月从卧室走出来,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番薯粥。她今天穿了件素色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耳垂上戴着那对假珍珠耳环——左耳的珍珠其实是空的,里面装着微缩胶卷。

    “先吃早饭。”她把托盘放在办公桌上,动作不疾不徐,仿佛楼下的阵仗只是寻常客人。

    林默涵转身坐下,拿起勺子搅动着粥。番薯的甜香弥漫开来,他却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特务们选择这个时间点,显然是算准了——清晨时分行人稀少,便于控制;贸易行的伙计还没上班,可以避免人多眼杂。

    “是张启明出事了。”林默涵喝了一口粥,声音压低到只有两人能听见,“昨晚军情局在左营有行动,我安排接应的人没回来。”

    陈明月的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她低头摆弄着桌上的账本,轻声问:“能确定是张启明招供了吗?”

    “不确定。但魏正宏不会无缘无故动用这么多人。”林默涵放下勺子,从抽屉里取出金丝眼镜戴上。镜片后的眼睛冷静地扫视着街道,“三辆车,十二个人。这个规格,要么是抓大案要犯,要么是——敲山震虎。”

    话音未落,楼梯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贸易行的伙计阿旺慌慌张张冲进来:“沈老板,楼下、楼下......”

    “慌什么。”林默涵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是军情局的魏处长来了吧?请他们上来,就说我备好了今年的冻顶乌龙。”

    阿旺愣了愣,结巴道:“是、是有个姓魏的长官,但他说、说要您下去见他......”

    “那怎么行。”林默涵微微一笑,从柜子里取出茶具,“魏处长是贵客,当然要请到办公室来。你去说,我这里有从福建老家带来的大红袍,是去年秋天我父亲亲手焙的茶。魏处长懂茶,一听就明白。”

    这是他和“老渔夫”约定的暗语——大红袍代表最高级别警报,秋天指的是情报,父亲指的是组织。阿旺虽然不知道其中含义,但看老板如此镇定,也稍微定了定神,转身下楼去了。

    陈明月已经走到窗边的茶台前,开始烧水洗杯。她的动作流畅自然,仿佛只是在准备一场普通的茶会。水壶在煤油炉上发出嘶嘶的轻响,水汽蒸腾起来,模糊了窗玻璃。

    “胶卷在哪儿?”她问,手继续摆弄着茶具。

    “账本第三十七页,夹在欠条里。”林默涵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重的《高雄港货物吞吐统计年鉴》。书的中间被掏空了,里面藏着一台微型发报机。他迅速拆下几个关键零件,塞进西装内袋。

    楼梯上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林默涵深吸一口气,在办公桌前坐下,翻开一本账簿。钢笔在指尖转了一圈,稳稳落在纸上。他在账簿的空白处写下两行数字——那是张启明母亲在屏东的地址,以及一笔二百银元的款项说明。如果今天他出不去,这账簿会成为组织上寻找并营救张家人的线索。

    门被推开了。

    魏正宏走进来,身后跟着四名荷枪实弹的特务。他今天没穿军装,而是一身深灰色长衫,手里拄着文明杖,看起来倒像个来谈生意的商人。但那双眼睛出卖了他——鹰隼般的目光扫过办公室的每个角落,最后落在林默涵身上。

    “沈老板,打扰了。”魏正宏的声音很温和,甚至带着点笑意。

    林默涵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迎上去:“魏处长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快请坐,明月,茶好了没有?”

    “马上就好。”陈明月端着茶盘走过来,将茶杯放在茶几上。她的手腕很稳,茶水一滴都没溅出来。

    魏正宏在沙发上坐下,没有碰茶杯。他打量着办公室,目光在书架、文件柜、窗户之间游移。那四名特务已经散开,开始检查房间。

    “沈老板知道我来是为了什么吗?”魏正宏问。

    “魏处长公务繁忙,想必是为港口的进出口检查事宜。”林默涵在他对面坐下,从怀里掏出烟盒,“上个月海关那边出了点小误会,说我们一批糖的报关单有问题。后来我找了港务处的王处长,已经解释清楚了。”

    “不是这件事。”魏正宏摆摆手,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轻轻放在茶几上。

    照片有些模糊,是在夜间拍摄的。画面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正在码头仓库的阴影里,将什么东西递给另一个人。拍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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