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港的夜雾比往常更浓了些。

    凌晨两点四十分,林默涵从墨海贸易行三楼书房的窗口望出去,码头上稀稀疏疏的灯火在雾气中晕染成模糊的光团。远处传来货轮沉闷的汽笛声,那艘“海安号”本该在今晚十一点前离港,现在却还停泊在七号码头——这不是好兆头。

    他收回视线,转身走到书桌前。桌面上摊着三份贸易合同,看似普通的糖业交易文件,但在特定的行间距、数字排列中,藏着台湾左营海军基地本月的舰船维修记录。这是他通过海关的朋友老吴弄到的,老吴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意义,只当是普通朋友间的“商业情报”。

    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林默涵正在将数字转换成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编码。每写五个数字,他就停下来,侧耳倾听楼下的动静。陈明月应该已经睡了,但她的睡眠很浅,任何异常的声响都可能惊醒她——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已经不止一次在深夜持枪守在他工作间的门外。

    写到第二十七行时,楼梯传来极轻微的脚步声。

    林默涵的手停在半空,笔尖的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他没有回头,只是用左手自然地翻开旁边的账本,盖住了正在书写的那页纸。

    “还没睡?”

    陈明月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轻柔得像这夜的雾气。她穿着淡青色的睡袍,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手里端着一个小瓷碗。

    “还有几笔账要对完。”林默涵转身,脸上已换上沈墨那副温和儒雅的商人表情,“你怎么起来了?”

    “听见你咳嗽。”她把瓷碗放在桌上,里面是温热的冰糖炖梨,“下午就听你嗓子不舒服,这种天气最容易着凉。”

    林默涵确实咳嗽了几声,但那是在两个小时前,而且他有意压低了声音。陈明月的听力敏锐得令人心惊——这既是掩护工作中难得的优点,也时常让他感到无形的压力。在这个“家”里,他永远不能完全放松。

    “多谢。”他接过瓷碗,用调羹轻轻搅动。梨子炖得酥烂,冰糖融化在琥珀色的汤汁里,热气氤氲而上,在灯下形成薄薄的水雾。

    陈明月没有离开,而是走到窗边,将窗帘又拉开一条缝隙。她的动作很自然,像是怕屋里太闷,但林默涵知道她在观察街面上的情况。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贸易行斜对面那家永和豆浆店——那是军情局的一个监视点,他们已经确认过三次了。

    “今天下午,有个生面孔来买糖。”陈明月的声音很轻,背对着他,“说是要五十斤上等白砂糖,但要分十个小袋包装,每袋五斤。”

    林默涵喝汤的动作顿了顿:“有什么特别?”

    “他说是给家里办喜事用,可手上的老茧是长期握枪形成的。”陈明月转过身,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而且他走出店门后,在街角跟一个穿灰西装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个人上个月在港务处门口出现过,当时正在盘问卸货的工人。”

    空气似乎凝固了几秒。

    林默涵放下调羹,瓷碗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他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厚重的《台湾糖业年鉴》,翻到中间某页,取出一张叠成小方块的信纸。这是昨天“老渔夫”传来的紧急消息,只有一句话:“风向有变,注意晾晒。”

    当时他以为指的是高雄这几日的阴雨天气,提醒他注意贸易行的糖仓防潮。但现在看来,“风向”另有含义。

    “那人长什么样?”他问。

    “四十岁上下,国字脸,左眉角有道浅疤。”陈明月从睡袍口袋里掏出一小片纸,上面用铅笔画了简单的素描,“我凭着记忆画的,可能不太像。”

    林默涵接过纸片,只看了一眼,心脏就像被无形的手攥紧了。

    画像上的人他认识——不,准确地说,是沈墨认识。三个月前高雄商会举办的联谊晚宴上,这个人作为“新来的商贸稽查员”被介绍给各位老板。当时他自称姓王,说话带着江浙口音,但林默涵从他的坐姿和倒茶的习惯判断,这是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

    那天晚上,这个“王稽查”特意过来跟他喝了一杯,问了许多关于“墨海贸易行”经营状况的问题,最后还半开玩笑地说:“沈老板生意做得这么大,可要记得依法纳税啊。”

    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玩笑。

    “明天一早,你去找苏姐。”林默涵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速比平时快了半分,“就说我想订一批巴西咖啡豆,问她有没有门路。如果她说‘巴西的最近缺货,印尼的倒是有’,你就回答‘那我等下一批,记得留二十斤’。”

    陈明月点点头,没有问为什么。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该说的他会说,不该问的她绝不多问。但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睡袍的带子,这个细微的动作暴露了她的担忧。

    “情况很糟吗?”她还是没忍住。

    林默涵走到她面前,犹豫了一下,抬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这是沈墨对妻子应有的亲昵,但动作依然克制得恰到好处:“还记得我们结婚时说的话吗?”

    陈明月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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