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站在售票窗口前,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皮箱。皮箱是苏曼卿连夜准备的,夹层里藏着全新的身份文件——陈文彬,祖籍福建永春,台北大稻埕颜料行老板。

    他把几张皱巴巴的旧台币推过窗口:“一张去台北的票,普通车厢。”

    售票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撕下一张票推出来。林默涵接过票,转身走向月台。

    候车室里人不多。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蹲在角落,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靠在长椅上打盹,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大概是刚休假结束回营地的士兵。林默涵在人群中扫了一眼,没有发现可疑的面孔。

    但他没有放松警惕。

    高雄火车站是特务们最喜欢蹲守的地方。魏正宏在这里安排了多少眼线,没人知道。林默涵昨晚从苏曼卿那里得到消息:军情局已经在高雄各交通要道布控,重点是码头和火车站。

    他必须小心,再小心。

    七点十五分,开往台北的列车缓缓进站。蒸汽机车头喷出白色的烟雾,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林默涵随着人流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背对车门。这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见整个车厢的动静,又不会被人从背后偷袭。

    他把皮箱放在膝盖上,双手按在上面,闭上眼睛假寐。

    列车启动,缓缓驶出高雄站。

    ---

    火车向北行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山峦。三月的台湾,田野里已经泛起了绿色,偶尔能看见几个农民弯着腰在田里劳作。远处的山峦笼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林默涵没有看风景。他的眼睛半闭着,但余光一直在扫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斜对面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穿着绸布长衫,手里拿着一份《中央日报》,正看得入神。报纸的头版是蒋介石的讲话,标题很大:“反攻大陆,指日可待”。林默涵心里冷笑,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商人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碎花旗袍,怀里抱着一个藤条箱。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也许是送丈夫去当兵的新媳妇?也许是去台北投奔亲戚的可怜人?林默涵不知道。但他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按在藤条箱的搭扣上,指节微微发白。

    再往前几排,坐着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靠在一起打牌,笑声很大,引来旁边几个乘客不满的眼神。林默涵听了几句他们的对话——是在抱怨伙食太差、长官太严、放假太短。普通士兵,没什么特别的。

    但林默涵没有忽略他们。

    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人。这是他在上海培训班学到的第一课。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了几分钟,又继续前行。林默涵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四十分。再过三个小时,就能到台北了。

    就在这时,车厢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前面那个瘦高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眼睛在车厢里扫来扫去。后面那个矮胖,手插在口袋里,但那个口袋的形状——林默涵眯起眼睛——那是一把枪。

    特务。

    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了。打牌的士兵停止了说笑,那个商人放下报纸,年轻女人抱紧了怀里的藤条箱。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和那两个黑衣人对视。

    林默涵也没有抬头。他维持着假寐的姿势,呼吸平稳,像什么都没察觉。但他的右手已经悄悄移到皮箱的把手上——箱子的夹层里,有一把勃朗宁。

    瘦高个走到车厢中间,举起手里的文件夹。

    “例行检查,”他的声音很尖,像铁皮刮过玻璃,“所有人把证件准备好,一个个来。”

    他从前排开始,一张张检查证件。那个商人的证件没问题,年轻女人的证件也没问题,三个士兵的军人证更没问题。瘦高个一路往后走,走到林默涵面前。

    “证件。”

    林默涵睁开眼,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递给他。

    瘦高个接过来,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林默涵的脸。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像两颗钉子,钉在林默涵脸上。

    “陈文彬?”他念着身份证上的名字。

    “是。”林默涵用闽南语回答,口音是标准的泉州腔,“台北大稻埕开颜料行的。”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三秒。

    “去高雄做什么?”

    “进货。”林默涵拍了拍膝盖上的皮箱,“谈了几家蔗糖厂,想进点货回台北卖。”

    瘦高个的眼睛往下移,落在皮箱上。

    “打开看看。”

    林默涵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弯下腰,拨开皮箱的搭扣,掀开盖子。

    皮箱里装着一沓文件、几件换洗衣服、一个茶叶罐、还有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钱。

    瘦高个伸手翻了翻那些文件,又拿起茶叶罐摇了摇。茶叶罐发出沙沙的声音,是茶叶。他把茶叶罐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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