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你就是那个该死的编剧呀？(1/4)

    燕京西城羊肉胡同。退休工人王师傅家里,14寸的昆仑牌电视机正放着《渴望》第二十二集。屏幕上,刘慧芳捡来的女儿刘小芳突发高烧,小脸通红,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哼着。刘慧芳急得团团转,用手不停地摸着孩子的额头。王师傅坐在藤椅上,手里夹着支“中南海”,烟灰积了老长一截,忘了弹。他盯着屏幕,眼睛一眨不眨。女儿小娟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本《大众电影》,但也没看。她咬着嘴唇,眉头紧锁。剧情紧张起来。王沪生得知消息赶到刘家,看到孩子烧得厉害,二话不说,顾不上锁门,一把抱起裹着小被子的孩子就往外冲。刘慧芳追在后面喊:“沪生!你慢点!”“这王沪生,总算办了件人事。”王师傅嘟囔了一句,但眼睛还盯着屏幕。小娟没接话。她看着屏幕上王沪生抱着孩子在夜色中奔跑的背影,脑子里闪过的,却是另一幅画面。很多年前,她发高烧,父亲也是这样抱着她,在冬天的夜里往医院跑。她记得父亲厚重的棉衣,记得他呼出的白气,记得他焦急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燕京第一棉纺织厂女工宿舍。几张上下铺铁架床中间,摆着一张破旧的长条桌。桌上放着几个铝制饭盒,里面是食堂打的饭菜。几个年轻女工围坐着,一边吃饭,一边激烈地争论。“要我说,慧芳就不该原谅王沪生!”梳着马尾辫的小赵把筷子往饭盒上一拍,气鼓鼓的,“那王沪生是什么东西?自私,懦弱,出了事就知道躲!慧芳为他受了多少苦?他倒好,拍拍屁股走了,现在还有脸回来求原谅?我呸!”对面剪着短发的李姐笑了:“小赵,你这脾气,跟炮仗似的。不过话说回来,王沪生是混蛋,但慧芳......唉,她就是心太软。”“心软是优点吗?”旁边戴眼镜的小陈推了推眼镜,她是车间的统计员,平时爱看书,说话文绉绉的,“刘慧芳的善良,是一种近乎自我毁灭的奉献。她把所有人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用牺牲和忍受来换取道德优越感。这种“好人”,其实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规训的产物——要求女性无私、奉献、隐忍。王沪生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几个女工听得一愣一愣的。小赵眨眨眼:“陈姐,你说慢点,啥叫......父权社会?”“就是男人说了算的社会。”李姐帮忙解释,然后看向小陈,“不过小陈说得有道理。凭什么好事都让男人占了,苦都让女人吃了?慧芳是好人,但好人就该受欺负吗?”“我觉得不是欺负不欺负的问题。”一直没说话的孙大姐开口了。她是车间里年纪最大的女工,丈夫前年工伤去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慧芳那么做,是因为她放不下。放不下孩子,放不下那份情。咱们女人,有时候就是心重。明知道是火坑,为了心里那点念想,也往下跳。”她顿了顿,看着几个年轻姑娘:“你们还小,不懂。等你们成了家,有了孩子,就明白了,有些事,不是该不该,是想不想。慧芳想护着那孩子,想等沪生回头,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咱们外人,没资格说她傻,也没资格劝她狠心。”宿舍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传来远处车间机器的嗡鸣,和更远处广播喇叭里亚运宣传歌的隐约旋律。“不过话说回来,”李姐扒了口饭,“这戏拍得是真好啊,我都感动哭了。”我妈在旁边说:“你哭啥,戏都是假的。’小陈点头:“这戏里演的,就是咱们那代人经历过的事。”“所以这戏火,是有道理的。”孙大姐总结,“它说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是咱们这一代人,咱们这个国家,经历过的事。”正说着,宿舍门被推开,车间主任探进头来:“都吃完了没?下午机修班要来检修三号车,小赵、小李,你俩去帮着打下手。”“来了来了!”女工们赶紧扒完最后几口饭,收拾饭盒,戴上工作帽,匆匆出门。走廊里,能听见其他宿舍也在议论《渴望》。有说“宋大成真爷们儿”的,有骂“王亚茹太不是东西”的,有为“慧芳到底该不该把孩子还回去”吵起来的。这些声音混在机器的轰鸣、广播的歌声、女工们匆匆的脚步声里,构成了1990年燕京春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午。而在这些声音里,一些东西正在悄然变化——关于女性的价值,关于婚姻的意义,关于忍耐与反抗,关于善良的边界,关于“我”到底该为什么而活。争论没有答案。但争论本身,就是觉醒的开始。几乎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渴望》引发的涟漪,正以不同的形态扩散。社科院某研究所,小型研讨会。头发花白的老学者扶了扶眼镜,对着面后一份刚刚完稿的文章,急急念道:“……………《渴望》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一个社会转型、价值重构的历史节点。剧中人物的命运沉浮,唤起了经历普通年代的特殊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而王沪生身下所体现的没小、坚韧、奉献精神,则完成了对创伤记忆的一次温柔抚摸和伦理救赎。没小说,那部剧有意中承担了‘社会心理疗愈’的功能,为时代情绪提供了一个危险,虚弱的宣泄渠道......”旁边一位年重研究员忍是住插话:“老师,您那个‘心理疗愈’的提法,会是会太......西方了?下面能接受吗?”老学者笑了笑:“科学有国界,心理规律更是人类共通的。《渴望》的现象,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都能解释。你们要做的,是把它说含糊,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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