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1日,重庆的天空被一层厚重的铅灰色笼罩,嘉陵江的水汽裹挟着湿冷,扑在重庆市体育馆的玻璃幕墙上,凝成一层朦胧的水雾。

    上午9时整,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数千名市民挤挤挨挨地站着、坐着,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主席台中央的一排警徽,空气里弥漫着压抑的愤怒与压抑不住的期待。

    “现宣布,对被告人谢东、谢进、宋大友等十人依法执行逮捕!”

    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声音透过扩音器炸开,如同惊雷划破沉闷的空气。

    话音未落,台下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打死他!打死他!”“杀了这些畜生!”

    数千双眼睛里喷着火,那是对11条鲜活生命逝去的痛惜,是对这伙恶魔穷凶极恶的控诉。

    主席台两侧的显示屏上,清晰地映出谢东、谢进等人的照片——谢东牛高马大,一张“帅哥”的脸透着阴鸷;

    谢进身形瘦削,眼神里满是怯懦与狠戾;宋大友满脸横肉,嘴角还残留着一丝不屑。

    谁能想到,这三个男人,曾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在广州、云南、重庆三地掀起血雨腥风,用11条年轻女性的性命,铺就了一条罪恶的暴富路?

    谁能想到,这场万人公审大会的背后,是专案组60多个日夜的抽丝剥茧,是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的血泪悲歌?

    翻开尘封的卷宗,每一页都浸着血与泪。

    从广州街头的仓皇逃窜,到重庆舞厅的温柔陷阱,再到花溪河边的抛尸灭迹,这伙以“帅哥”为饵、以暴力为刃的犯罪团伙,如何一步步坠入深渊?

    又如何在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最终迎来正义的审判?

    第一章:羊城初露獠牙,亡命之徒的疯狂起步

    1999年的冬天,广州的街头比往年更冷。珠江边的风卷着落叶,打着旋儿掠过昏暗的巷弄,路灯的光晕里,几个身影缩着脖子,脚步匆匆。

    谢东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身形却依旧挺拔。

    这个来自农村的汉子,进城多年,早已褪去了乡土的青涩,学会了城里人的油滑与虚荣。

    他对着镜子理了理额前的碎发,对着身边的谢进、宋大友得意地说:“看见没?就我这长相,走到哪都是焦点。凭我这条件,想跟我处对象的女娃儿,能排到珠江边上去。”

    谢进是他的亲弟弟,大字不识几个,却对哥哥言听计从。

    宋大友则跟在最后,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匕首,眼神阴鸷。

    这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私藏枪支的前科让他对“搞钱”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却又眼高手低,不愿靠劳动谋生。

    三人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赚着微薄的薪水。

    谢东看着身边的人穿着光鲜,自己却只能在出租屋里啃冷馒头,心里的不平衡像野草一样疯长。

    “社会上都说‘费力不赚钱,赚钱不费力’,咱们凭什么一辈子干苦力?”

    谢东的声音里带着不甘,“要搞,就搞大钱!”

    宋大友眼睛一亮,凑上前低声说:

    “我知道一条路,抢!广州这边有钱人多,又怕死,下手容易得手。咱们先从这里起步,抢了钱就跑,谁也抓不到咱们。”

    谢东眼睛眯了眯,嘴角勾起一抹狠戾的笑:“好,就这么干!”

    1999年12月的一个深夜,广州越秀区的一条小巷里,路灯坏了大半,只有远处的霓虹在巷口投下模糊的光影。

    谢东三人埋伏在巷拐角的垃圾桶后面,宋大友手里的匕首被他用布裹着,只露出锋利的刀尖。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哼着歌走了过来,她手里拎着包,脚步轻快,显然是刚下班。

    “就是她!”谢东低喝一声,率先冲了出去。

    女子被突然冲出来的三人吓了一跳,刚要呼喊,谢进就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宋大友上前,一把夺过她的包,匕首抵在她的脖子上:“别动!敢喊就捅死你!”

    女子吓得浑身发抖,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谢东翻了翻包,里面有两千多现金,还有一部手机和一枚金戒指。

    他把东西往怀里一揣,冷冷地说:“滚!再喊废了你!”

    三人转身就跑,消失在夜色中。女子瘫坐在地上,过了许久才敢发出凄厉的哭声。

    这是他们第一次作案,却没有丝毫的愧疚与恐惧,反而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流窜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连续作案十余起,抢得现金、首饰、手机等价值数万元的财物。

    谢东拿着抢来的钱,买了新衣服、新皮鞋,还去理发店烫了头发。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对谢进说:

    “你看,这才叫生活。咱们继续干,等攒够了钱,就回村里盖大房子,再也不回来受这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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