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生则喜欢在中午搬个小马扎坐在楼下晒太阳,跟老伙计们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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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号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一开始以为他们走亲戚去了,可走再久也该回来了啊!”刘桂英抹了抹眼泪,“多好的一家人啊,李超还说今年要结婚,怎么就……”

    更让居民们害怕的是,去年12月的一个深夜,张艳龙和朋友下夜班回家,路过12号楼时,突然看见501室的灯亮了。

    “我当时还跟朋友说‘李超他们回来了?’,就赶紧上楼敲门。”张艳龙回忆道,“敲了好几下,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趴在阳台窗户上往里看,灯又灭了。可没过十分钟,灯又亮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屋里肯定有人,可为啥不开门?”

    为了试探屋里的人,张艳龙壮着胆子拉了一下501室门口的电闸。“我就是想逗逗,看看是不是李超跟我们开玩笑。”

    他说,“结果闸一拉,灯灭了,之后就再也没亮过。我跟朋友在楼下等到半夜,还是没人出来。”

    凶案现场的勘查持续了整整两天。刑警队队长马永军蹲在客厅的地板上,手里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地面上的痕迹。“你们看这里。”

    他指着一处灰尘较少的区域,“有一枚带血的脚印,尺码是42码,鞋底的花纹是菱形的。”

    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枚血脚印清晰地印在地板上,血迹已经发黑,边缘有些模糊。

    而在卧室的门口,另一枚脚印覆盖在灰尘上——这枚脚印没有血迹,鞋底的花纹是条纹状,尺码同样是42码,但脚印的深浅比血脚印浅了不少。

    更奇怪的是,客厅靠近阳台的位置,还有第三枚脚印,脚印边缘有淡淡的水印,像是鞋底沾了雨雪后留下的痕迹。

    “三种脚印,说明至少有三次进入现场的痕迹。”马永军站起身,眉头紧锁,“血脚印应该是作案时留下的,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被害人;

    另一枚灰尘脚印,是在现场落满灰尘后留下的;水印脚印……咱们这儿去年11月就下过雪,难道凶手在雪天还来过?”

    凶器的发现更让案情扑朔迷离。法医鉴定显示,李庆生是被电线勒住颈部窒息死亡,而那根电线,正是他家VCd机上的视频连接线;

    李郡主则是被人连捅数刀,心脏破裂导致死亡,凶器应该是一把匕首;李超腹部中了两刀后,又被电线捆绑,最后被数据线勒死。

    “同一个现场,两种作案手法,三种作案工具。”马永军对着案情板自言自语,“如果是一个人作案,没必要又用刀又用勒的;如果是多个人,现场又没有打斗痕迹——被害人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击的。”

    更关键的是,现场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压的痕迹。“凶手要么是敲门进来的,要么是有钥匙。”

    马永军说,“李庆生被害时穿着保暖内衣,说明他当时在家休息,能让他毫无防备开门的,肯定是熟人。”

    侦查员们围绕李家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却发现这家人几乎没有仇人。

    李庆生在钢厂工作了三十年,为人忠厚老实,从没跟人红过脸;李郡主在家操持家务,跟邻居相处得很好;

    李超性格憨厚,社交圈只局限于工友和几个同学,连喝酒打牌都很少去。“他们家正准备在县城买房子,给李超办婚事,听说攒了不少钱。”

    张艳龙说,“李超还跟我念叨过,说今年年底就结婚,让我当伴郎。”

    可在现场,侦查员们翻遍了所有抽屉和柜子,别说现金,就连存折都没找到。

    “凶手的目的很可能是谋财。”马永军推断,“李超新买的台式电脑也不见了,这么大的东西,凶手不可能轻易带出小区,他肯定就住在附近。”

    排查范围缩小到钢厂家属区的两千多户居民中。侦查员们挨家挨户走访,登记家庭成员的信息,提取指纹样本。

    几天后,一个叫杜景珠的居民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他住在12号楼2单元401室,就在李家楼下,而且有多次盗窃前科,还会配钥匙。

    “我们第一次找他的时候,他特别紧张,手都在抖。”侦查员回忆道,“问他去年10月23号在哪里,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一会儿说在朋友家喝酒,一会儿说在家睡觉。”

    警方依法对杜景珠的家进行搜查,在他家的大立柜顶上,发现了一沓现金,大概有几千块。

    “我们问他钱是哪来的,他说偷的小舅子家的。”侦查员说,“后来我们找他小舅子核实,他小舅子说确实跟杜景珠闹过矛盾,家里也丢过钱,这事儿倒是真的。”

    指纹比对结果更让杜景珠的嫌疑降到了最低——银行取款单上的指纹,跟他的完全不符。

    “那时候心里挺失落的,以为抓对人了,结果不是。”马永军说,“但我们没放弃,既然凶手取了钱,肯定会留下痕迹;既然他两次返回现场,肯定住得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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