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胖鸽子冲进了公房内,苏泽正在读信。胖鸽子落在苏泽的椅背上,不满地昂着头,发出咕咕咕的声音。苏泽连忙说道:“这是安南的公文。”听到苏泽的解释,胖鸽子依然有些不满,伸出两根爪子,意思显而易见,要精神补偿费!苏泽也是一阵无语。怎么自己好好的收信,反而像是出轨的丈夫一样,还要向这厮解释?还被这厮讹上了!苏泽只好打开抽屉,拿出七个粮袋,胖鸽子这才满意地伸出爪子。苏泽从信笼中取出张元忭的来信。读完信,苏泽脸色有些奇怪。这方世界被自己魔改得越来越奇怪了,怎么连乡村建设学派都搞出来了?乡村建设学派,是前世民国时期,由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创立的一个政治派别。该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民族自救,通过改造农村结构,重建传统秩序,来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但是仔细一想,好像这个派别也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理论,并没有对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变革,主要提倡的还是传统秩序,只不过运用了新的组织动员方式,采用农民互助和技术下乡来解决乡村问题。这样出现在大明朝,似乎也不那么奇怪了。这个派别,最后在抗战爆发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失败。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长期以来,大明存在一个问题,治权难以下乡。这一点,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给县衙增加吏员,也没办法解决。可以说,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使得将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德化乡里”的理想图景,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各地乡贤把持着田亩清丈、税征收、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但田亩流转、隐田诡寄的实情,只有乡贤主导的“册书”“里老”清楚。他们通过“飞洒”“诡寄”将税负转嫁给小户,自身田产却往往隐匿不报。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着于一条鞭法,现在执着于建立新黄册的原因。中司法上,民间纠纷多由乡贤“调解”,除非命盗重案,县衙极少介入。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但是对于一些偏僻乡村,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这实质是将国家最重要的征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贤”的格局。以上是乡贤对于国家权力的侵夺,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产业的抑制。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锢在土地上。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却并不会救助这些“工贾末业”,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因为对于这些乡贤来说,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乡贤的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功名。乡村私塾、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耕读传家”根本的工商知识。这一点,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后,依然难以瓦解。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于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于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征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于劳动力的束缚。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即便没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有法没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于购置土地,放低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于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苏泽在京师的办法,不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将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外夺回来。再通过小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那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坏。原因也很复杂,京师是小明的政治中心,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有限。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是是什么乡贤,而是京师的勋贵里戚。那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上,也是敢进活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有没形成问题。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小,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没庞小的城市市民阶层。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结束,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没能力的官员。靠着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小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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