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爬得好高好高”这个词，一个五岁的孩子是编不出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那个“哥哥”开始频繁出现。有时候是傍晚，有时候是周末的上午，儿子会突然跟空气说话，或者跟什么人分享他的零食。我偷偷观察过，他不是在自言自语——他有明显的停顿和等待，像是在等对方回应。有一次我听到他说“这个草莓味的可好吃了，你尝尝”，然后把一颗草莓伸向身边的空气，等了几秒钟，又把草莓塞进了自己嘴里，说“你不吃我吃了啊”。
我甚至去调了家里的监控。监控画面里只有我儿子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对着空气笑，把零食举向空无一人的方向。但那种姿态和节奏，实在不像是一个孩子在玩过家家。他像是在跟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互动，只是那个人不在监控的镜头里。
我每天都在纠结。要不要再去请人看看？可上次那些折腾，瞎子、床头婆、解阴债，没有一个有用的。而且孩子现在没有任何异常——他不哭不闹，不发高烧，能吃能睡，甚至还因为有了这个“朋友”而变得更加开朗。如果这个“哥哥”真的是隔壁那个孩子，他当初替我的儿子挡了那一劫，现在回来找我的儿子玩……
我不忍心把他赶走。
可我又怕。怕这次回来不一样，怕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变化。
事情出现转折，是上个月。
那天晚上我哄儿子睡觉，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说：“妈妈，哥哥说他以后不能来了。”
我心里一紧，问为什么。
“他说他要走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过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他说他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我好不好，现在看到我好了，他就放心了。”儿子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比平时认真很多，像是一个大人在转述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谢谢你每年的纸钱。”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儿子不知道纸钱是什么，他只是原封不动地转述了那句话。那些年我偷偷在三月十二烧的纸钱，我以为只有天知地知，可那个孩子知道。
他都知道。
那天之后，“哥哥”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儿子偶尔还会提起，但慢慢地也就不提了。幼儿园有了新朋友，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些活蹦乱跳的小朋友身上。
那栋三层小楼还在，锁着的院门还在。构树的枝条越长越长了，春天的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跟谁打招呼。
前几天我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人来给那栋楼刷了外墙。灰扑扑的墙面变成了奶黄色，黑洞洞的窗户换上了崭新的铝合金窗框，亮晶晶的玻璃反射着天光，不再像一只合不上的眼睛了。
我想，他是真的走了。
这次是真的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儿子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十，隔壁那个孩子出事那天，是三月十二。
差了整整两天。
就差了两天。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年三月十二的傍晚，那个孩子独自爬上三楼的时候，到底看到了什么，到底被什么带走了。他爷爷说他之前一个月都在说有个奇怪的人想带走他，可没有人信。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儿子的病就好了。
是他把那个东西引走了，还是那个东西本来要找的就是我儿子，他替了我儿子？
又或者，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区别。
我没有办法知道答案。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那个八岁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独自承受着一种没有人相信的恐惧。那种恐惧足以让一个孩子做出无法挽回的选择。而在我儿子最需要帮助的那一个月里，是那个孩子用最惨烈的方式，把什么东西从我儿子身边带走了。
有些债，不是烧纸钱就能还清的。
但除了烧纸钱，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今年三月十二，我照样在巷口烧了纸钱。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巷子里突然起了一阵风，把纸灰卷起来，高高地盘旋了一圈，然后朝着那栋新刷了墙的房子飘过去。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灰色的碎片慢慢落下来，落在奶黄色的墙根底下。
我好像听到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了一句“再见”。
也可能只是风吹过构树的声音。
我转身回了家。儿子正在客厅里看动画片，笑得前仰后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我蹲下来抱了抱他，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说：“妈妈你干嘛呀，压到我脚了。”
我松开他，笑了。
有些事情没有答案，但也许不需要答案。有些告别没有声音，但也许那就是最好的告别。
只希望那个孩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能晒到这样暖洋洋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