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话，想问那个小女孩到底是谁，想问1962年村东河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想问那些照片是怎么回事，想问那个瘦子跟奶奶到底是什么关系，想问墙上的“别”字是谁写的、写的什么意思。但我的嘴张开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堵在嗓子眼里，一个都出不来。
奶奶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太快了，快到我不确定它是否真的发生过。但那个笑容的样子我记下来了——不是她活着的时候那种慈祥的、哄小孩的笑。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好看的、二十岁的女人，站在河边，身后是大片大片的芦苇，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看着镜头，嘴角微微翘起来的那一种笑。
她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三个字。不是我的名字。不是任何称呼。是三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字，像是一个名字，又像是一句话。那三个字落进我耳朵里的瞬间，我的脑子里像炸开了一颗烟花，无数画面、声音、气味、温度同时涌了进来，它们互相重叠、互相覆盖、互相撕扯，我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听不清，只有一个感觉是真实的——
我整个人在往下坠。
不是掉进水里那种坠。是穿过一层又一层的东西在往下坠，穿过泥土，穿过岩石，穿过某种又软又硬的我形容不出来的物质，像一颗子弹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靶纸。每穿过一层，就有一层东西从我身上剥离——先是我的衣服，然后是我的皮肤，然后是我的肌肉和骨骼，最后连我的意识都在一层一层地变薄、变淡、变得透明。
在坠落到最底部的那一个瞬间，所有东西都停了。
我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不是从远处传来的，不是从任何方向传来的。那个声音就是从我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从我喉咙里，从我胸腔里，从我还在跳动的心脏最深处。
然后我醒了。
这一次醒过来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我不是躺在床上的。我是坐着的。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像是一个人坐了很久很久，久到身体已经忘记了别的姿势。
房间是黑的。不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是有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那种黑。月光落在我的手上，我的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右手叠在左手上，拇指微微翘着。我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因为我认出了这个姿势。
我奶奶生前就喜欢这样坐着。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右手叠在左手上面，拇指微微翘着。她坐在老房子堂屋的那把椅子上，就是这样坐的。
我把手翻过来看了看。手掌心里躺着一样东西。很小，很轻，是一个干枯的、灰白色的东西，已经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了。我把它捏起来，凑到月光底下看了很久，终于认出来了。
是一朵牵牛花。干枯了的、紫红色的牵牛花。
床头柜的抽屉开着一条缝。我伸手拉开抽屉，那个装着芦花的信封还在。我把信封打开，里面是空的。芦花不在了，连粉末都不在了。信封内壁上沾着一些灰白色的痕迹，像是某种东西曾经附着在这里，然后被什么东西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吸走了。
我坐在床边，把那朵干枯的牵牛花放在信封上，盯着它看了很长时间。月光在天花板上慢慢移动，从这头移到了那头。天快亮了。
我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话记录。昨晚没有打出去的电话，也没有打进来的电话。但我的相册里多了一张照片。不是我用手机拍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相册里，时间戳显示是今天凌晨三点十七分。
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站在河边，身后是大片大片的芦苇，穿着藏青色的褂子，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看着镜头。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墨水洇开了一点，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1962年，小萍，在村东河边。此别。”
不是“别”。是“此别”。
奶奶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太快了，快到我不确定它是否真的发生过。但那个笑容的样子我记下来了——不是她活着的时候那种慈祥的、哄小孩的笑。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好看的、二十岁的女人，站在河边，身后是大片大片的芦苇，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看着镜头，嘴角微微翘起来的那一种笑。
她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三个字。不是我的名字。不是任何称呼。是三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字，像是一个名字，又像是一句话。那三个字落进我耳朵里的瞬间，我的脑子里像炸开了一颗烟花，无数画面、声音、气味、温度同时涌了进来，它们互相重叠、互相覆盖、互相撕扯，我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听不清，只有一个感觉是真实的——
我整个人在往下坠。
不是掉进水里那种坠。是穿过一层又一层的东西在往下坠，穿过泥土，穿过岩石，穿过某种又软又硬的我形容不出来的物质，像一颗子弹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靶纸。每穿过一层，就有一层东西从我身上剥离——先是我的衣服，然后是我的皮肤，然后是我的肌肉和骨骼，最后连我的意识都在一层一层地变薄、变淡、变得透明。
在坠落到最底部的那一个瞬间，所有东西都停了。
我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不是从远处传来的，不是从任何方向传来的。那个声音就是从我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从我喉咙里，从我胸腔里，从我还在跳动的心脏最深处。
然后我醒了。
这一次醒过来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我不是躺在床上的。我是坐着的。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像是一个人坐了很久很久，久到身体已经忘记了别的姿势。
房间是黑的。不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是有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那种黑。月光落在我的手上，我的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右手叠在左手上，拇指微微翘着。我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因为我认出了这个姿势。
我奶奶生前就喜欢这样坐着。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右手叠在左手上面，拇指微微翘着。她坐在老房子堂屋的那把椅子上，就是这样坐的。
我把手翻过来看了看。手掌心里躺着一样东西。很小，很轻，是一个干枯的、灰白色的东西，已经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了。我把它捏起来，凑到月光底下看了很久，终于认出来了。
是一朵牵牛花。干枯了的、紫红色的牵牛花。
床头柜的抽屉开着一条缝。我伸手拉开抽屉，那个装着芦花的信封还在。我把信封打开，里面是空的。芦花不在了，连粉末都不在了。信封内壁上沾着一些灰白色的痕迹，像是某种东西曾经附着在这里，然后被什么东西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吸走了。
我坐在床边，把那朵干枯的牵牛花放在信封上，盯着它看了很长时间。月光在天花板上慢慢移动，从这头移到了那头。天快亮了。
我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话记录。昨晚没有打出去的电话，也没有打进来的电话。但我的相册里多了一张照片。不是我用手机拍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相册里，时间戳显示是今天凌晨三点十七分。
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站在河边，身后是大片大片的芦苇，穿着藏青色的褂子，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看着镜头。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墨水洇开了一点，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1962年，小萍，在村东河边。此别。”
不是“别”。是“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