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指缝之间溜走,转眼已是九月,鹏城暑热依旧。

    清晨七点,朝阳已透过云层,在南海之滨的这座城市洒下金辉。

    郑非的办公室在总部A区的顶层。

    这间办公室并不奢华,约八十平米,装修风格简朴而厚重。

    深色实木书桌靠窗放置,桌上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笔筒和几份文件,再无他物。

    书桌后方是一整面墙的书架,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类书籍。

    通信技术专著、企业管理经典、东西方哲学、历史典籍,甚至还有老人家最喜欢的科幻小说《三体》。

    靠墙处摆着一张浅灰色的布艺沙发和一张小茶几,那是郑非平时接待少数重要客人的地方。

    此刻,郑非正站在落地窗前。

    他穿着简单的深蓝色PoLo衫和卡其色休闲裤,脚上一双软底皮鞋。

    已经七十七岁的他头发花白,但身板依然挺拔。

    窗外视野还不错,能看到整个人工湖,但郑非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风景上。

    他双手背在身后,眉头微蹙,目光穿透玻璃,仿佛在凝视某个遥远而抽象的未来。

    退居二线,这个词听起来轻松。

    但对于郑非而言,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参与这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前年,他正式卸任董事长,只保留董事席位。

    在公开场合,他多次表示“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公司需要新鲜血液”。

    外界也普遍认为,这位华兴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终于可以放下重担,享受人生了。

    只有郑非自己知道,董事长的担子确实传递出去了。

    日常经营管理、具体业务决策、面对公众和媒体......这些消耗精力的工作,现在由左梦安、徐平这批中生代高管承担。

    但他肩上的担子,从来没有真正轻过。

    危机意识,是刻在华兴骨子里的基因,更是刻在郑非灵魂深处的本能。

    四十三年前,他拿着两万一千块钱,在鹏城一间破旧厂房里创办华兴时,每一天想的都是“明天会不会倒闭”。

    这种在绝境中求生的恐惧感和紧迫感,伴随了华兴整个成长历程,也伴随了郑非大半个人生。

    即便华兴如今已成为年营收近万亿、员工超十九万的科技巨头,这种危机感非但没有消退,反而随着公司体量增大、业务复杂度增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变得更加敏锐和强烈。

    郑非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

    桌面上摊开着几份文件。

    最上面一份,是终端BG提交的《2021年上半年经营分析及下半年预测》。

    厚达五十多页的报告,郑非已经仔细看了三遍。

    数据很漂亮。

    2021年上半年,华兴消费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856亿元,同比增长18.3%。

    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1.28亿台,稳居全球前二。

    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高端机型mate40系列和P50系列(基于库存麒麟9000芯片)依然供不应求,品牌影响力和用户忠诚度保持高位。

    但郑非的目光,停留在报告后半部分的“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章节。

    那里用冷静客观的语气,列出了终端BG面临的两大核心挑战。

    第一,海外市场HmS生态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报告写道:

    “截至2021年8月,华为终端应用市场(HmS Core)已集成应用数量超过18万款,同比增长45%。

    但头部应用覆盖率和深度适配率,特别是海外主流社交、娱乐、工具类应用,仍存在较大缺口......

    预计在GmS(谷歌移动服务)被完全禁用的情况下,海外中高端用户换机意愿将受到显著影响。”

    郑非的手指在这一段文字上轻轻敲击。

    HmS,华兴移动服务。

    这是华兴为了应对谷歌可能断供GmS而提前布局的“备胎”。

    从2018年开始,华兴投入巨资,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松湖会战”,集中数千名工程师,在东莞松山湖基地封闭开发。

    短短九个月时间,完成了从应用商店、支付、地图、云空间到账号体系等全套移动服务的基础构建。

    技术问题,靠人可以解决。

    但生态问题,需要的是时间、用户规模、开发者信心,以及运气。

    郑非很清楚,海外用户选择安卓手机,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了那个由谷歌搭建的、拥有数百万应用的生态系统。

    如果华兴手机无法使用GmS,就意味着无法正常使用Google Play商店、Gmail、YoUTUbe、Google mapS这些海外用户日常依赖的应用。

    虽然华兴提供了HmS作为替代,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鼓励开发者适配,甚至提供了迁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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