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车时，司机忽然说：“妹子，看你心事重重的——要是家里有人遇着这种事，劝一句：能回头就回头，回不了头，就往前走。日子总得过，是不是？”
我点点头，道了谢。
往家走的路上，雪又下起来了。手机震动，是我妈发来的微信：“你小姨说，陈凤霞的第一笔还款打过来了，五万块。她说要用这笔钱，带晓蕊去旅游。”
我停下脚步，站在路灯下，看着雪花一片片落在手机屏幕上，又慢慢融化。
五万块。十四年，一百二十五万，要还到什么时候？而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还不清的。
开春后，我因为工作调动，去南方分公司待了三个月。回来时已是初夏。
我妈来接我，在车上，她告诉我：“陈凤霞的小卖部关门了。房子被抵押，她搬去和儿子儿媳一起住。儿媳妇生了，是个男孩，但她和媳妇处不来，天天吵架。”
“周大川呢？”
“还是老样子。跑车，回家，不说话。不过上个月晓蕊生日，他买了蛋糕，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虽然还是没什么话，但总算坐在一张桌上了。”
“小姨怎么样？”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报了个烘焙班，学做蛋糕。上周末还给我们送了一个，做得像模像样的。她说等学好了，想在社区开个小工作室，教孩子做饼干。”
我有些意外，又有些欣慰。
“她还说……”我妈的声音低了下去，“等陈凤霞的钱还清了，她就和周大川离婚。”
我愣住了。
“她说，官司赢了，气出了，但心里的疙瘩解不开。那一百二十五万就像一根刺，扎得太深，拔出来会死，不拔出来又疼。她试过了，试了半年，还是没办法和他像以前那样过日子。”
“那为什么还要等钱还清？”
“她说，这是她应得的。”我妈看着车窗外流动的街景，“二十年的青春，二十年的付出，总要有个交代。钱还清了，她和周大川之间，就彻底两清了。”
两清。这两个字听起来真决绝。
回到家，我收拾行李时，翻出了一张旧照片。是我十岁那年，小姨一家来我家过年拍的。照片上，周大川抱着三岁的晓蕊，赵月梅靠在他肩上，笑得眉眼弯弯。那时候他们多年轻啊，眼睛里都是光。
可现在呢？晓蕊长大了，他们却老了，中间隔着一百二十五万的鸿沟，隔着十四年的欺骗，隔着“臭老婆”那三个字。
我把照片放回相册，合上。
周末，我去看小姨。她果然在厨房里忙活，烤箱飘出甜香。桌上摆着几个做好的蛋糕，裱花精致，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尝尝。”她切了一块给我，“蓝莓慕斯，晓蕊最喜欢这个口味。”
我吃了一口，甜而不腻，口感绵密。
“好吃。”我说。
赵月梅笑了。这是这大半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真心实意地笑。她瘦了些，但气色好了很多，眼睛里的那种决绝的光，淡了些，换成了一种平静的、坚定的东西。
“小颖。”她坐下来，看着我，“你觉得小姨狠心吗？”
我想了想，摇头：“我只觉得，你做了你想做的，该做的。”
“是啊。”她望向窗外，阳光透过玻璃，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这大半年，我想了很多。以前我总觉得，女人这辈子，就是嫁人、生子、持家。丈夫好，我就好；家好，我就好。可周大川这件事让我明白——女人啊，首先得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她转回头，眼神清亮：“我今年四十六了，不算年轻，但也不算老。我还有时间，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烘焙是第一步，以后……谁知道呢？”
“那姨父……”
“他啊。”赵月梅的语气很平淡，“我们就这么过着。他还他的债，我做我的事。等哪天债还清了，我们就去把手续办了。不吵不闹，好聚好散——毕竟夫妻一场，还有晓蕊。”
“你还恨他吗？”
她想了想，说：“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我已经累了十几年，不想再累了。但我也不会原谅——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过去的。”
我点点头，懂了。
离开时，赵月梅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是刚烤好的饼干。“带回去吃。”她说，“下次来，我教你做。女孩子，总要会点手艺，不为讨好谁，就为自己高兴。”
走在小区里，阳光很好。几个孩子在草地上追逐玩耍，笑声清脆。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慢悠悠地摇着扇子。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午后。可我知道，在这平静的表象下，有多少家庭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着类似的故事——背叛与原谅，撕扯与愈合，破碎与重建。
就像我同事林薇昨天还在抱怨，说她老公又忘了结婚纪念日。就像楼下看车的老刘，最终还是离了婚，搬去了儿子家。就像我小姨赵月梅，花了二十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这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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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道了谢。
往家走的路上，雪又下起来了。手机震动，是我妈发来的微信：“你小姨说，陈凤霞的第一笔还款打过来了，五万块。她说要用这笔钱，带晓蕊去旅游。”
我停下脚步，站在路灯下，看着雪花一片片落在手机屏幕上，又慢慢融化。
五万块。十四年，一百二十五万，要还到什么时候？而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还不清的。
开春后，我因为工作调动，去南方分公司待了三个月。回来时已是初夏。
我妈来接我，在车上，她告诉我：“陈凤霞的小卖部关门了。房子被抵押，她搬去和儿子儿媳一起住。儿媳妇生了，是个男孩，但她和媳妇处不来，天天吵架。”
“周大川呢？”
“还是老样子。跑车，回家，不说话。不过上个月晓蕊生日，他买了蛋糕，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虽然还是没什么话，但总算坐在一张桌上了。”
“小姨怎么样？”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报了个烘焙班，学做蛋糕。上周末还给我们送了一个，做得像模像样的。她说等学好了，想在社区开个小工作室，教孩子做饼干。”
我有些意外，又有些欣慰。
“她还说……”我妈的声音低了下去，“等陈凤霞的钱还清了，她就和周大川离婚。”
我愣住了。
“她说，官司赢了，气出了，但心里的疙瘩解不开。那一百二十五万就像一根刺，扎得太深，拔出来会死，不拔出来又疼。她试过了，试了半年，还是没办法和他像以前那样过日子。”
“那为什么还要等钱还清？”
“她说，这是她应得的。”我妈看着车窗外流动的街景，“二十年的青春，二十年的付出，总要有个交代。钱还清了，她和周大川之间，就彻底两清了。”
两清。这两个字听起来真决绝。
回到家，我收拾行李时，翻出了一张旧照片。是我十岁那年，小姨一家来我家过年拍的。照片上，周大川抱着三岁的晓蕊，赵月梅靠在他肩上，笑得眉眼弯弯。那时候他们多年轻啊，眼睛里都是光。
可现在呢？晓蕊长大了，他们却老了，中间隔着一百二十五万的鸿沟，隔着十四年的欺骗，隔着“臭老婆”那三个字。
我把照片放回相册，合上。
周末，我去看小姨。她果然在厨房里忙活，烤箱飘出甜香。桌上摆着几个做好的蛋糕，裱花精致，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尝尝。”她切了一块给我，“蓝莓慕斯，晓蕊最喜欢这个口味。”
我吃了一口，甜而不腻，口感绵密。
“好吃。”我说。
赵月梅笑了。这是这大半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真心实意地笑。她瘦了些，但气色好了很多，眼睛里的那种决绝的光，淡了些，换成了一种平静的、坚定的东西。
“小颖。”她坐下来，看着我，“你觉得小姨狠心吗？”
我想了想，摇头：“我只觉得，你做了你想做的，该做的。”
“是啊。”她望向窗外，阳光透过玻璃，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这大半年，我想了很多。以前我总觉得，女人这辈子，就是嫁人、生子、持家。丈夫好，我就好；家好，我就好。可周大川这件事让我明白——女人啊，首先得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她转回头，眼神清亮：“我今年四十六了，不算年轻，但也不算老。我还有时间，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烘焙是第一步，以后……谁知道呢？”
“那姨父……”
“他啊。”赵月梅的语气很平淡，“我们就这么过着。他还他的债，我做我的事。等哪天债还清了，我们就去把手续办了。不吵不闹，好聚好散——毕竟夫妻一场，还有晓蕊。”
“你还恨他吗？”
她想了想，说：“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我已经累了十几年，不想再累了。但我也不会原谅——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过去的。”
我点点头，懂了。
离开时，赵月梅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是刚烤好的饼干。“带回去吃。”她说，“下次来，我教你做。女孩子，总要会点手艺，不为讨好谁，就为自己高兴。”
走在小区里，阳光很好。几个孩子在草地上追逐玩耍，笑声清脆。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慢悠悠地摇着扇子。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午后。可我知道，在这平静的表象下，有多少家庭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着类似的故事——背叛与原谅，撕扯与愈合，破碎与重建。
就像我同事林薇昨天还在抱怨，说她老公又忘了结婚纪念日。就像楼下看车的老刘，最终还是离了婚，搬去了儿子家。就像我小姨赵月梅，花了二十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这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