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老挝找，她家里人说她根本没回去。”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报警了吗？”
“报了，两边都报了。”李建国终于撑不住，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没用……都说可能是自愿走的……她那么小，能去哪儿……”
那一晚，李建国在我家客厅坐到天亮。抽光了我家所有的烟，一句话也没再说。天快亮时雨停了，他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我去找她。”他说，“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
---
李建国的摩托车修理铺关了门。他在门口贴了张纸：“店主有事外出，归期不定。”有人把纸撕了，有人在上面写“骗子”“还钱”。李建国不在乎，他背着个破背包，又一次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次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有人说在云南边境见过他，有人说在老挝的某个寨子里碰见过，还有人说看见他在泰国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
周素梅来找过我一次。她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她自己在纺织厂当上了小组长，日子过得比从前宽裕不少。
“田颖，你说阿月那姑娘……”周素梅斟酌着用词，“是不是本来就没打算跟李建国长久？”
我正在整理报表，头也没抬：“不知道。”
“我听说啊，现在有些跨国婚姻，就是骗彩礼的。”周素梅压低了声音，“姑娘嫁过来，待个一两年，等男方放松警惕了就跑。李建国给了她家多少彩礼，你知道吗？”
我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她：“你知道李建国为什么非要去非洲打工吗？”
周素梅愣住了。
“因为他想娶你。”我一字一句地说，“他想攒够八万八的彩礼，想给你和你女儿一个安稳的家。可你觉得他穷，配不上你。”
周素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抓起包，匆匆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很累。这世上有些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有些失去，是再也回不来的。
---
又是一年春天。厂区里的樱花开了又谢，车间换了一批新机器，老张主任退休了，小王当上了副主任。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不声不响，却把什么都带走了。
我升了职，从生产调度调到了行政部，工作清闲了不少，却也少了些烟火气。偶尔路过李建国那间已经转租给别人的修理铺，我会停下来站一会儿。招牌换了，改成了一家早餐店，卖豆浆油条。生意很好，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
人们渐渐不再提起李建国。这个城市太大，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旧的故事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我偶尔会想，他找到阿月了吗？他还好吗？
答案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揭晓。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田颖姐，是我。”
我花了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李建国？”
“嗯。”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透着一种如释重负，“我回来了。”
我请了假，直奔他说的地址。那是城西的一个老小区，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李建国住在三楼，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是阿月。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很小，看起来不到一岁，正趴在她肩上睡觉。阿月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我，她笑了，那个熟悉的、灿烂的笑容。
“田颖姐。”她轻声说，怕吵醒孩子。
我转头看向李建国。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佝偻了。但眼神是平静的，那种经历过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坐。”他给我搬了把椅子。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孩子的识字画，桌上摆着奶瓶和尿不湿。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楼下栀子花的香气。
“怎么回事？”我问。
李建国点了支烟——他又开始抽烟了，而且抽得很凶。阿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她被人骗了。”李建国吐出一口烟圈，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什么跨国婚姻诈骗，是更糟糕的事。”
阿月的眼眶红了。她把孩子抱紧了些，脸贴在孩子柔软的发顶上。
原来，阿月根本不是自愿离开的。她在回老挝的路上，被同乡的一个远房表哥骗了。那人说带她去泰国打工，一个月能挣三千人民币。阿月想着，能多挣点钱帮李建国减轻负担，就跟着去了。
结果到了泰国，护照被收走，人被关进了一家地下酒吧。整整一年，她被困在那里。每天被逼着接客，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逃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回来，打得半死。
“那你是怎么找到她的？”我问李建国。
“找了一年半。”李建国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手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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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报警了吗？”
“报了，两边都报了。”李建国终于撑不住，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没用……都说可能是自愿走的……她那么小，能去哪儿……”
那一晚，李建国在我家客厅坐到天亮。抽光了我家所有的烟，一句话也没再说。天快亮时雨停了，他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我去找她。”他说，“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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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摩托车修理铺关了门。他在门口贴了张纸：“店主有事外出，归期不定。”有人把纸撕了，有人在上面写“骗子”“还钱”。李建国不在乎，他背着个破背包，又一次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次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有人说在云南边境见过他，有人说在老挝的某个寨子里碰见过，还有人说看见他在泰国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
周素梅来找过我一次。她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她自己在纺织厂当上了小组长，日子过得比从前宽裕不少。
“田颖，你说阿月那姑娘……”周素梅斟酌着用词，“是不是本来就没打算跟李建国长久？”
我正在整理报表，头也没抬：“不知道。”
“我听说啊，现在有些跨国婚姻，就是骗彩礼的。”周素梅压低了声音，“姑娘嫁过来，待个一两年，等男方放松警惕了就跑。李建国给了她家多少彩礼，你知道吗？”
我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她：“你知道李建国为什么非要去非洲打工吗？”
周素梅愣住了。
“因为他想娶你。”我一字一句地说，“他想攒够八万八的彩礼，想给你和你女儿一个安稳的家。可你觉得他穷，配不上你。”
周素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抓起包，匆匆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很累。这世上有些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有些失去，是再也回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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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天。厂区里的樱花开了又谢，车间换了一批新机器，老张主任退休了，小王当上了副主任。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不声不响，却把什么都带走了。
我升了职，从生产调度调到了行政部，工作清闲了不少，却也少了些烟火气。偶尔路过李建国那间已经转租给别人的修理铺，我会停下来站一会儿。招牌换了，改成了一家早餐店，卖豆浆油条。生意很好，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
人们渐渐不再提起李建国。这个城市太大，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旧的故事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我偶尔会想，他找到阿月了吗？他还好吗？
答案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揭晓。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田颖姐，是我。”
我花了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李建国？”
“嗯。”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透着一种如释重负，“我回来了。”
我请了假，直奔他说的地址。那是城西的一个老小区，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李建国住在三楼，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是阿月。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很小，看起来不到一岁，正趴在她肩上睡觉。阿月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我，她笑了，那个熟悉的、灿烂的笑容。
“田颖姐。”她轻声说，怕吵醒孩子。
我转头看向李建国。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佝偻了。但眼神是平静的，那种经历过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坐。”他给我搬了把椅子。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孩子的识字画，桌上摆着奶瓶和尿不湿。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楼下栀子花的香气。
“怎么回事？”我问。
李建国点了支烟——他又开始抽烟了，而且抽得很凶。阿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她被人骗了。”李建国吐出一口烟圈，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什么跨国婚姻诈骗，是更糟糕的事。”
阿月的眼眶红了。她把孩子抱紧了些，脸贴在孩子柔软的发顶上。
原来，阿月根本不是自愿离开的。她在回老挝的路上，被同乡的一个远房表哥骗了。那人说带她去泰国打工，一个月能挣三千人民币。阿月想着，能多挣点钱帮李建国减轻负担，就跟着去了。
结果到了泰国，护照被收走，人被关进了一家地下酒吧。整整一年，她被困在那里。每天被逼着接客，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逃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回来，打得半死。
“那你是怎么找到她的？”我问李建国。
“找了一年半。”李建国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手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