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那个半旧的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支笔,真的就趴在桌子上,开始写欠条。字迹歪歪扭扭,泪水滴上去,晕开一小团墨渍。写完了,签名,按了红手印,推到我面前。

    “这个……你给他。替我……替我跟他说声对不起。我是真的……真的想过跟他好好过的。”她说完这句,像是用尽了最后力气,拿起包,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包间。

    我捏着那张还带着她体温和泪渍的欠条,纸张脆弱得像随时会碎掉。上面写着“今欠李勇人民币拾万元整”,还款期限空着,借款人:王雪梅。一个红指印,触目惊心。

    这算什么?一个交代?一个姿态?还是另一场缓兵之计?

    我回到市里,把欠条给了李勇。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地,把它撕了。碎片扔进垃圾桶,他红着眼睛对我说:“姐,我不要这个。我要钱的时候,它不如废纸。现在……更没用了。”

    他没再提报警,也没说起诉。只是沉默地收拾了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说赵强在老家给他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他回去干着。临走前,他站在门口,回头对我说:“姐,你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就为了像我和王雪梅这样,互相算计,或者像爸妈那样,吵一辈子?”

    我答不上来。

    李勇走了,我继续我的上班下班,加班报表。林薇休了一周假后回来上班了,妆容精致,衣着得体,言谈举止恢复了往日的利落,只是眼底深处,多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冷寂和疏离。没人再公开谈论那三百万和那个张总,仿佛那件事从未发生。只是偶尔,我会看到她对着电脑屏幕出神,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缘。

    有一天加班到很晚,整层楼只剩下我和她。她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放在我桌边。

    “田颖,还没走?”

    “马上,林总。这个月报表快弄完了。”

    她在我旁边的空工位坐下,没有要走的意思。空气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细微的风声。

    “李勇的事……解决了吗?”她忽然问。

    我敲键盘的手指顿了一下。“算是吧。人找着了,钱……暂时是要不回来了。给了张欠条,我弟撕了。”

    林薇轻轻地“哦”了一声,望着窗外城市的夜景,霓虹闪烁,车灯如河。“有时候我在想,”她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们女人,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感情当成救命稻草,或者是……改命的赌注?明明知道有风险,还是忍不住要All in。”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接什么。

    “我那三百万,”她忽然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自嘲,“律师看了,说很难要回来。没有书面协议,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离婚对价’。他说,对方甚至可以反咬一口,说是我为了破坏他家庭,自愿给的补偿或者……封口费。滑稽吧?”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却没有温度。“田颖,你说,我是不是比李勇那个王雪梅更傻?她好歹是走投无路,我呢?我有事业,有钱,有社会地位,可我偏偏……”

    她没说完,摇了摇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又恢复了那个冷静的林总。“不过算了,买定离手,愿赌服输。只是这学费,贵了点。”她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回去休息。报表明天给我也行。”

    她踩着高跟鞋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办公区回荡,渐渐远去。

    我关掉电脑,走到窗边。楼下,城市的洪流依旧奔腾不息。每一盏亮着的窗户后面,是不是都藏着一个李勇,一个王雪梅,或者一个林薇?在算计,在挣扎,在孤注一掷,在粉身碎骨,或者在沉默中慢慢消化那一地狼藉。

    我们都在寻找某种联结,对抗生命固有的孤独和无力。有时候以为抓住了,是爱,是温暖,是归宿;有时候抓住的,却是刺,是债,是更深的虚空。算计得清的,是钱;算计不清的,是人心,是命运那张翻云覆雨的手。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李勇发来的信息,一张照片。昏暗的工棚里,他和其他几个工人围着一个小桌子吃饭,脸上沾着灰,笑容却有些简单实在。附了一句话:“姐,我在这还行,先干着。别担心。”

    我看了很久,然后关掉屏幕。

    夜风吹进来,带着都市特有的、混杂的味道。我忽然想起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夏天开满白花,香气能飘出好几里地。树下总是坐着些老人,摇着蒲扇,讲着那些陈年旧事,谁家媳妇跑了,谁家儿子发了财,谁又为一垄地打破了头……那些故事里,也有算计,有悲欢,有狗血,但在绵长的岁月和浓郁的烟火气里,似乎都慢慢沉淀成了一种可以咀嚼的滋味。

    而在这里,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的故事发生得快,结束得也快,像一场场高倍速播放的戏剧,来不及回味,就被新的信息流冲刷覆盖。留下的,只有当事人心里一个个或深或浅的窟窿,和旁观者一声或重或轻的叹息。

    我拿起包,关掉办公室的灯,走进电梯。镜面里,还是那个穿着得体、神情略显疲惫的田颖。一个普通的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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