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杨骏电话时会不自觉地挺直一点背脊的老人,去了哪里?

    不能就这么僵着。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翻涌的难堪和疑虑,蹲下身。玉米总是要捡起来的,摊子总是要收拾的。难道真让他一个人,在这人来人往的街口,坐到夜深?

    我默不作声,开始捡拾滚落的玉米。有些沾了灰,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指尖触碰到粗糙的玉米外皮,冰凉。周围的目光像细针,扎在背上。我尽量低着头,只专注于手里的动作,一个一个,把玉米捡回来,堆放到三轮车边的麻袋旁。

    地上散落的差不多了,我挪到那个最大的、鼓鼓囊囊的旧麻袋旁边,它之前垫在木板下面。麻袋口没扎紧,有些玉米掉了出来。我伸手去拢,指尖在麻袋粗糙的纤维和冰凉的玉米间隙中摸索,想把掉出来的几根塞回去。

    忽然,我的指尖碰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坚硬,冰凉,带着金属特有的、钝而实的触感。不是玉米,也不是木头或石头。那东西藏在麻袋底部靠里的位置,被玉米棒子半掩着。

    我动作一顿,心脏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鬼使神差地,我拨开面上几根玉米,手指探进去,摸到了那个物体。是个盒子,扁平的,大约有字典大小,边缘方正。我捏住它,微微用力,把它从玉米堆里抽了出来。

    是个铁皮盒子。很旧了,绿色的漆皮斑驳脱落,露出下面暗红的锈迹,边角也有些凹陷。盒盖上没有任何图案或字样,只有一个简单的搭扣,也锈住了。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东西。

    这东西怎么会藏在公公卖玉米的麻袋底下?藏得这么隐蔽。是钱?不太像,形状不对。是些老旧的证件、票据?何必用这种盒子,还塞在玉米堆里?

    疑惑像水底的泡沫,咕嘟咕嘟往上冒。我蹲在那里,盯着手里的铁盒,一时忘了起身,也忘了周围的环境。直到一阵夜风吹过,脖颈后寒毛微微立起。

    我下意识地想打开看看。指尖抠住生锈的搭扣,用了点力,“咔哒”一声轻响,搭扣弹开。盒盖有些紧,我掰了一下,才掀开一条缝。

    就在盒盖掀开的刹那,一张折得很小、边缘毛糙的纸条,从缝隙里滑了出来,飘落在我的膝盖上。

    纸张是那种很老式的、偏黄的便签纸,脆生生的,似乎一用力就会碎掉。上面有字,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的,字迹有些歪斜,但一笔一划很用力,力透纸背,因为年代久远,墨迹已经有些晕开、发紫。

    我捏起那张纸条,就着昏暗的路灯光,眯起眼睛。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当那行字迹如同烧红的烙铁,猛地烙进我眼底时,我全身的血液,似乎在瞬间冻结了。

    “当年河滩上的车祸,不是意外。”

    河滩……车祸?

    这两个词像两把生锈的钥匙,猝不及防地捅进记忆最深处某个尘封的锁孔。溪坪村后,那条绕村的大河,下游有一片开阔的碎石滩,村里人叫它“老河滩”。杨骏的亲生母亲,我的婆婆,就是在十几年前,死在老河滩附近的一场拖拉机事故里。那是杨骏十岁那年,也是公公性格彻底变得阴郁孤僻的那一年。村里人都说,是婆婆命不好,雨天路滑,拖拉机翻进了河滩旁的深沟。这么多年,一直是家里讳莫如深的旧伤疤,连杨骏都很少提起,只说是“意外”。

    不是意外?

    纸条上的每个字,都像毒蛇的信子,嘶嘶地吐着冰冷的毒液。谁写的?为什么这么写?这盒子……是公公藏起来的?他知道?他一直在隐瞒什么?

    巨大的惊骇和无数混乱的疑问瞬间攫住了我,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几乎听不见街上的车流人声。我捏着纸条的手指,冰凉,僵硬,不住地发抖。

    就在这时,一股极其强烈、近乎实质的视线,死死钉在了我的背上。

    冰冷,凶狠,带着一种我从未在公公身上感受过的、濒临破碎的绝望和警惕。

    我猛地抬起头,循着那视线的方向望去。

    马路牙子上,公公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那支抽了一半的烟,掉在他脚边,兀自冒着细微的青烟。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微微佝偻的背此刻绷得像一块铁板。昏黄的光线下,他的脸一半在明,一半在暗,明暗交界处,皱纹的阴影深如刀刻。而他的眼睛,正死死地、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不,是死死盯着我手里那个打开的铁皮盒子,和我膝盖上那张泛黄的纸条。

    那眼神里,没有了平日的浑浊、木讷,甚至没有了刚才狂躁的怒气。只剩下一种东西——凶狠。像被逼到绝境、守护着最后巢穴的衰老野兽,龇出了染血的獠牙。那凶狠底下,是无法掩饰的惊惶,以及更深沉的、让我骨髓发寒的东西。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粘稠的恐惧凝固了。

    他看到了。他看到了盒子,看到了纸条。他知道我知道了。

    不,是我可能知道了什么我不该知道的东西。

    周围的喧嚣——讨价还价、小孩哭闹、车辆鸣笛——瞬间潮水般褪去,退到无比遥远的地方。世界缩窄成我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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