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十常侍利益，关乎他们在朝中地位，必须谨慎行事，不可轻易表态，唯有静观其变，等候天子态度。
御座之上，天子的手动了。他缓缓抬手，拿起案上最上方一卷竹简，动作缓慢，不急不躁，仿佛在翻阅一件无关紧要的旧物。那卷竹简，正是王芬的弹章，措辞严厉，逐条列举孙原罪状，字迹端端正正，笔力遒劲，透着不容置疑的愤怒与决绝。
他轻轻翻开，目光缓缓扫过竹简文字，神色无波，仿佛在看些无关紧要的字句。随即放下弹章，又拿起另一卷——那是皇甫嵩从广宗前线送来的奏章，字迹刚毅沉稳，上面清晰写着：“魏郡太守孙原于贼势危急之际，不顾个人安危，率部北上，与臣东西策应，共抗叛军，解邺城之围，保一方百姓安宁，其功可录，其忠可嘉，望陛下明察，从轻发落。”
紧接着，他又拿起一卷，是光禄勋朱隽的奏章。朱隽乃平定黄巾之功臣，深谙军务，其上写道：“孙原战守有方，治军严明，军心可用，在魏郡期间，安抚流民，招降叛军，稳定地方，实属不易。其虽有私调兵力之嫌，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不宜以小过掩大功，望陛下三思。”
再往下，是宗员的奏章。宗员常年在军中任职，与孙原并肩作战，其上写道：“孙原其人其行，臣在军中亲见，忠诚果敢，体恤将士，关爱百姓，绝非王芬所言那般不堪。其招降流民，乃为安抚百姓、扩充兵力、抵御叛军，绝非结党营私，望陛下明察。”
最后一卷，是董卓的奏章。董卓性格桀骜，向来直言不讳，其上写道：“董某与孙原只有数面之缘，然此子谦逊和善、目光长远，治军严明，颇有将才，实乃国之栋梁。王芬弹劾孙原，恐有私怨，望陛下明察秋毫，莫要错怪忠良。”
一卷接一卷，替孙原说话的奏章摞成小山，而弹劾他的，唯有王芬一卷，显得格外单薄。天子目光扫过这些奏章，不急不躁，似在翻阅不值一提的旧账，神色无喜无怒，无赞无否。
他心中清楚，弹劾孙原者，唯有王芬一人；而替他辩解者，却是皇甫嵩、朱隽、宗员、董卓四位前线统兵大将——这四人，皆是平定黄巾的功臣，手握重兵，熟悉冀州局势，他们的话，分量极重。王芬虽为冀州刺史，可皇甫嵩乃左车骑将军，假节，领冀州牧，是冀州最高军政长官，孙原在魏郡的一举一动，皇甫嵩比王芬更清楚，更有发言权。皇甫嵩不弹劾，反而替孙原说话，足见孙原所作所为，确有事出有因，确有可圈可点之处，绝非王芬所言那般不堪。
天子放下董卓的奏章，又拿起一卷竹简——无署名，无印鉴，只有寥寥数语，写着魏郡民生疾苦，写着孙原的所作所为，写着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他手指划过竹简编绳，未去翻开，只是轻轻摩挲，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思索。
他想起了华歆——魏郡丞，亦是魏郡上计吏，此刻就在雒阳，居太常寺郡邸寓，近在咫尺，却未上一封奏章，未替孙原说一句话，未辩一个字。这太反常了。华歆作为孙原副手，最清楚魏郡实情，最清楚孙原所作所为，若孙原有罪，他大可联名弹劾；若孙原无罪，他大可上书辩解，可他却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置身事外。这沉默背后，是畏惧？是观望？还是另有隐情？
天子将那卷竹简搁在案角，目光再次投向殿中诸臣，神色依旧平静无波。殿中又静了数息，如同一潭死水，无一丝涟漪。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御座的冕旒上，盼着天子开口，盼着天子决断，盼着这场风暴落幕。
就在这时，张让忽然出列。动作很轻很慢，无半分急促，起身时袍袖轻拂，神色平静，声音不高不低，似在念一道早已拟好的旨意，又似在陈述一个不争的事实：“陛下，冀州各县联名弹章之事，臣以为当慎重。孙原若真有结党营私、收买人心之举，为何皇甫嵩、朱隽、宗员、董卓四位前线统兵大将，一封弹章都未上？”
他未看袁隗，未看杨赐，亦未看张驯，目光始终平视御座，却知殿中所有人都在看他。他继续说道：“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假节，领冀州牧，乃冀州最高军政长官，孙原在魏郡的一举一动，他尽收眼底。若孙原真有问题，真有谋反之心，他必第一个上表弹劾，绝不会替他说话。可他没有，朱隽、宗员、董卓也没有。反倒是远离前线的后方县令、县长们，上了这么多弹章，臣觉得，此事不合常理，恐有蹊跷，望陛下明察。”
张让此言，看似平淡，却句句在理，句句都在为孙原辩解，亦句句在试探天子态度。他清楚，十常侍与袁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孙原若能为己所用，便是对抗袁氏的一枚重要棋子，故而，他必须为孙原说话，必须保住他。
赵忠紧跟着出列，动作与张让如出一辙，神色平静，声音平和却带着几分坚定：“陛下，孙原私自调兵北上，虽有违朝廷法度，可情有可原！张牛角势大，兵强马壮，魏郡兵力不足，若不调虎贲营北上，不招降流民扩充兵力，邺城恐怕早已失守，雒阳亦会陷入危机！郡守守土有责，当以保全地方、安抚百姓为重，若因拘泥诏令而坐视城池失守、百姓流离，才是真正的大罪，才是真正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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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座之上，天子的手动了。他缓缓抬手，拿起案上最上方一卷竹简，动作缓慢，不急不躁，仿佛在翻阅一件无关紧要的旧物。那卷竹简，正是王芬的弹章，措辞严厉，逐条列举孙原罪状，字迹端端正正，笔力遒劲，透着不容置疑的愤怒与决绝。
他轻轻翻开，目光缓缓扫过竹简文字，神色无波，仿佛在看些无关紧要的字句。随即放下弹章，又拿起另一卷——那是皇甫嵩从广宗前线送来的奏章，字迹刚毅沉稳，上面清晰写着：“魏郡太守孙原于贼势危急之际，不顾个人安危，率部北上，与臣东西策应，共抗叛军，解邺城之围，保一方百姓安宁，其功可录，其忠可嘉，望陛下明察，从轻发落。”
紧接着，他又拿起一卷，是光禄勋朱隽的奏章。朱隽乃平定黄巾之功臣，深谙军务，其上写道：“孙原战守有方，治军严明，军心可用，在魏郡期间，安抚流民，招降叛军，稳定地方，实属不易。其虽有私调兵力之嫌，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不宜以小过掩大功，望陛下三思。”
再往下，是宗员的奏章。宗员常年在军中任职，与孙原并肩作战，其上写道：“孙原其人其行，臣在军中亲见，忠诚果敢，体恤将士，关爱百姓，绝非王芬所言那般不堪。其招降流民，乃为安抚百姓、扩充兵力、抵御叛军，绝非结党营私，望陛下明察。”
最后一卷，是董卓的奏章。董卓性格桀骜，向来直言不讳，其上写道：“董某与孙原只有数面之缘，然此子谦逊和善、目光长远，治军严明，颇有将才，实乃国之栋梁。王芬弹劾孙原，恐有私怨，望陛下明察秋毫，莫要错怪忠良。”
一卷接一卷，替孙原说话的奏章摞成小山，而弹劾他的，唯有王芬一卷，显得格外单薄。天子目光扫过这些奏章，不急不躁，似在翻阅不值一提的旧账，神色无喜无怒，无赞无否。
他心中清楚，弹劾孙原者，唯有王芬一人；而替他辩解者，却是皇甫嵩、朱隽、宗员、董卓四位前线统兵大将——这四人，皆是平定黄巾的功臣，手握重兵，熟悉冀州局势，他们的话，分量极重。王芬虽为冀州刺史，可皇甫嵩乃左车骑将军，假节，领冀州牧，是冀州最高军政长官，孙原在魏郡的一举一动，皇甫嵩比王芬更清楚，更有发言权。皇甫嵩不弹劾，反而替孙原说话，足见孙原所作所为，确有事出有因，确有可圈可点之处，绝非王芬所言那般不堪。
天子放下董卓的奏章，又拿起一卷竹简——无署名，无印鉴，只有寥寥数语，写着魏郡民生疾苦，写着孙原的所作所为，写着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他手指划过竹简编绳，未去翻开，只是轻轻摩挲，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思索。
他想起了华歆——魏郡丞，亦是魏郡上计吏，此刻就在雒阳，居太常寺郡邸寓，近在咫尺，却未上一封奏章，未替孙原说一句话，未辩一个字。这太反常了。华歆作为孙原副手，最清楚魏郡实情，最清楚孙原所作所为，若孙原有罪，他大可联名弹劾；若孙原无罪，他大可上书辩解，可他却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置身事外。这沉默背后，是畏惧？是观望？还是另有隐情？
天子将那卷竹简搁在案角，目光再次投向殿中诸臣，神色依旧平静无波。殿中又静了数息，如同一潭死水，无一丝涟漪。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御座的冕旒上，盼着天子开口，盼着天子决断，盼着这场风暴落幕。
就在这时，张让忽然出列。动作很轻很慢，无半分急促，起身时袍袖轻拂，神色平静，声音不高不低，似在念一道早已拟好的旨意，又似在陈述一个不争的事实：“陛下，冀州各县联名弹章之事，臣以为当慎重。孙原若真有结党营私、收买人心之举，为何皇甫嵩、朱隽、宗员、董卓四位前线统兵大将，一封弹章都未上？”
他未看袁隗，未看杨赐，亦未看张驯，目光始终平视御座，却知殿中所有人都在看他。他继续说道：“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假节，领冀州牧，乃冀州最高军政长官，孙原在魏郡的一举一动，他尽收眼底。若孙原真有问题，真有谋反之心，他必第一个上表弹劾，绝不会替他说话。可他没有，朱隽、宗员、董卓也没有。反倒是远离前线的后方县令、县长们，上了这么多弹章，臣觉得，此事不合常理，恐有蹊跷，望陛下明察。”
张让此言，看似平淡，却句句在理，句句都在为孙原辩解，亦句句在试探天子态度。他清楚，十常侍与袁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孙原若能为己所用，便是对抗袁氏的一枚重要棋子，故而，他必须为孙原说话，必须保住他。
赵忠紧跟着出列，动作与张让如出一辙，神色平静，声音平和却带着几分坚定：“陛下，孙原私自调兵北上，虽有违朝廷法度，可情有可原！张牛角势大，兵强马壮，魏郡兵力不足，若不调虎贲营北上，不招降流民扩充兵力，邺城恐怕早已失守，雒阳亦会陷入危机！郡守守土有责，当以保全地方、安抚百姓为重，若因拘泥诏令而坐视城池失守、百姓流离，才是真正的大罪，才是真正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