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开始敲碗的时候,皇帝正式开始思考,是否让反腐司介入教育场合,这需要很大的决心,所以朱翊钧来到了宜城侯府和张居正商议此事。找张居正商量,这本身代表着皇帝也在犹豫,除了要防止反腐司的权力无限制的扩张之外,皇帝主要的顾虑在于教育本身。除了各地的提学,礼部负责学政的官员外,教育方向,其他都不属于官员,学校里,大部分都是吏员,对于吏员的管理,主要由各地方的提学,也就是官员去管理,而非朝廷直接管理。过多的、过于严肃的政治手段去干涉教育,最终会得不偿失,朝廷对教育的重大投入,是为了培养足够多的人才,但过分严肃的政治手段,教育就会变成死水一潭,死板教条,和八股取士的死气沉沉,几乎没什么区别了。张居正则主要关注于吏治的得失,反腐、稽税、镇反是三大政治行为,这三种行为,是皇权的重要体现。稽税只管稽税,反腐只管反腐,镇反只管镇反,权力无序的野蛮生长,最终会导致反腐司的全面败坏,非但不能反腐,反而成为官员争斗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方便官吏们拿起他的手段对付皇权。这三把尖刀环环相扣,一把不能掉,一把也不能折,少一把,皇权就折损许多,这严重地影响到了皇帝的威信和施政。反腐是最容易被破坏的新政,因为是直接和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进行斗争。朱翊钧当然知道要慎重,他思考再三才说道:“刘怀恕,在京师大学堂对清泽园的扩建、改建过程中,贪墨了一万两千银,在请托入学上,安排了二十一人入学,共得银六万四千银有余,除此之外,收受贿赂安排升转,各科室干事、大使、会办、司务等等,共计受贿约三万银有余。”“大明有大学堂十八所,各色师范学堂、三级学堂、工匠学堂等等官办学堂两千二百余所,从刘怀恕的犯案经过来看,主要集中在营造改建,请托入学、采买采办、人事任免等方面,这么多学校的山长,贪腐规模已经足够庞大。”“反腐司再不介入,就真的在养学阀了,这万历维新,等于白干了。”朱翊钧面色凝重,他来的路上在思索,张居正劝谏,他也在思考,现在他还是决定让反腐司介入,这是反复权衡利弊,而且不是在急怒之下做出的决策,三思而后行,多次思考还是觉得有必要,那就要去做,否则追悔莫及。“陛下,臣已经五年不视事了,对局面并不了解。”张居正眉头紧皱,而后舒展开来,笑着摇头说道:“陛下啊,臣真的老了。”万历维新,日新月异,别说五年不视事儿,一年不视事儿,风向的变化,就让人难以把握了,张居正的劝谏,是出于政治的基本逻辑去劝谏,权力绝不能无序扩张,不能无序,不能野蛮生长,不是不能扩张。“既然陛下判断有必要做,那就做,大不了...反悔就是,谁敢质疑不成?”张居正思考了下,给出了另外一条建议,做,做着再看,效果不好,或者说反腐司的野蛮生长有了失控的可能,立刻收回成命就是。皇帝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本不可以反悔,但陛下可以反悔,因为陛下是威权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张居正欲言又止,其实陛下就是穷兵黩武,把天下弄得沸反盈天,大不了就下一份罪己诏就行了,汉武帝跟匈奴搞决战,打的天下疲惫,汉武帝的罪己诏,说是罪己诏,可内容甚至连一句“朕错了”都没有,照样换来了谅解。天下百姓的包容性很强,甚至允许皇帝不当人,残暴不仁,但你只要一直赢,就可以忍耐。同样是三征高句丽,隋炀帝打着打着把江山打没了,唐太宗三高句丽,相隔不远战争的代价和成本几乎是相同,大唐打完依旧如日中天,唐高宗李治,甚至把高句丽彻底给抹去了。陛下带着大明,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胜,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真搞得天下沸反盈天,就真的是一份罪己诏的事儿。“那就试试看。”朱翊钧思考了一下,决定值得尝试,这教育烂了,国朝就彻底烂了,大明那股子半截身子埋进了土里的暮气,就是教育上的死气沉沉,传染到了大明的角角落落。万历维新,五间大瓦房,教育是基石,值得巨大的投入,包括反腐司。“陛下,臣听闻,王家屏和林道乾有些瓜葛?”张居正说这话的时候,可一点都不像是退休老头,眼睛微微一眯就是杀气。王家屏可不是王崇古,当时官厂初建,驰道的修建都在探索之中,需要王崇古在朝中,保证这一切的顺利进行,王家屏若是不忠,大可斩杀了去,换一个人,诚然李乐、王希元的资历不够,但超擢也未尝不可。叶向高现在不就是以知府身份兼巡两地吗?特事特办也不是不可以。“先生对晋党出身还是念念不忘啊。”朱翊钧看着张居正的样子,乐呵呵的说道:“没多大点事儿,就是收了点银子,没办事儿而已。”“收了银子没办事儿?!”张居正明显有些错愕,疑惑地问道:“确定不是他瞒住了,而是他真的没办吗?”“没,他收银子不办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万历二年会试,他和范应期做同考官,不也是收了银子没办事儿吗?他呀,对于权力的边界非常清楚,知道什么银子能收,什么事能办。”朱翊钧说起了当年的旧事。王家屏是久经考验的郡县帝制封建主义战士,什么犯忌讳,什么在皇权容忍范围,他一清二楚。张居正真的年纪大了,皇帝说起此事,他才想了起来,这的确是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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