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版的克虏伯工厂管理条例甚至规定了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着装、发型、工作用语。

    不要说和工作无关的话,在当时是一个确定的范围。

    历史上有西方的经济史学家将克虏伯家族称为“工业封建主义”。

    克虏伯在此时并不受人待见,虽然普鲁士的资本家很多都出自容克贵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封建领主情结。

    “你能把工厂圈起来自己养猪,但我们可是养着几十万人呢!我们可没那么多闲钱,我们现在根本赚不到钱,钱都给那些穷鬼了!

    如果我们倒了,那么柏林的街头将会是遍地乞儿!”

    说到此处不禁引起了其他几位的共鸣。

    “没错!我看不是遍地乞儿,应该是遍地尸体才对!那些小牲畜饿得快的很!

    一不小心就会死上几个。”

    在这个时代童工猝死的现象非常常见,另外1839年普鲁士颁布的禁止童工法令是禁止使用九岁以下,9-16每日工作不能超过十小时。

    但却没有规定一个工人只许打一份工,而且这部法律的执行力非常有限。执行力有限的法律在十九世纪可没什么约束力,正因如此才会有那句名言。

    “如果有 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 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如果有 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几位巨头发泄了一通儿胸中的怨气,但也只能换来一句无奈的叹息。

    如果是普鲁士政府挑起来的,他们这些人还能说上一些话。

    其实他们在德意志邦联任何国家中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奥地利帝国却是个例外。

    别说皇帝、首相,就是各部大臣他们也没有觐见的资格,甚至在奥地利帝国他们想找个掮客都费劲。

    整个奥地利帝国除了弗兰茨本人以外根本就没有所谓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即便是有些能力非凡的掮客多半也是弗兰茨的眼线。

    奥地利帝国钓鱼执法一直都是常规操作,这群人都很清楚真被奥地利帝国抓到是什么下场。

    很多人的心中早已打退堂鼓,因为眼前这惶惶大势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小卒子能参与的。

    他们这些人在平民眼中也许高不可攀,但在列强级别的争斗中却只能算是蝼蚁。

    但又是谁把他们聚集在这里呢?

    “现在两边都想要我们的命,我们该怎么办?”

    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心中所想,但气氛却依旧沉默,因为有些东西说出来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无力。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反倒是有些看不起这些人了。

    “朋友们,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不过是传声筒而已。我们伟大的普鲁士政府让我们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否则在奥地利人把你们送去非洲或者巴塔哥尼亚之前,我们的国王陛下会先把你们收拾掉。”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由于是市民阶级出身,所以一直被其他人视为暴发户。不过不待见归不待见,他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气氛很快再次陷入了尴尬,因为他们没什么能说的,只能是去动员手下那些专业人士。

    聚会不欢而散。

    “他们真的能派上用场吗?”

    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开口说道,他对于这群资本家没有半点好感。传回来的情报更是让他大失所望,一群人谈了半天不知所云也没个结果或者章程。

    “放心吧。这关系到他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会全力以赴的。”

    俾斯麦的说法让罗恩有些糊涂。

    “他们不来就不知道吗?”

    面对罗恩的疑惑,俾斯麦表现得十分耐心。

    “这只是在表明我们的态度。如果不在这群家伙身后推他们一把,他们说不定真没有反抗的勇气。”

    俾斯麦没说的是大家的圈层不同,真正要把人动员起来还要靠他们自己。

    不过让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去自发对抗一个强大帝国根本不现实,必须要有适当的鞭策和组织才行。

    此时舆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各种报纸和杂志,其实通常来说辩论之前会先给对方扣上一顶大帽子以方便打击。

    同时特殊的标签也能让其大多数支持者或者不明真相之人做出防御性切割,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

    比如劳动法这种事情就可以和1848年逃到科隆那些人扯上关系,大多数人一定会避之不及。

    如果对方陷入自证陷阱,那么事情就更好办了。只不过这次的发起人有点特殊。

    整个德意志邦联还没几个人敢给弗兰茨扣帽子,就算指责他是革命者也没人回信,毕竟皇帝这个职业与革命就不沾边,就算弗兰茨真有想法,那也叫改革。

    扣帽子的方法行不通,他们立刻转到他们的舒适区——“自由”。因为这个词语太过美好,以至于它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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