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弗兰茨没有在1848年那场大乱中解决掉大部分麻烦,此时奥地利帝国的改革也要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集体反扑。

    另一方面,这一次的低价竞争让奥地利帝国在亚平宁商业同盟中信誉大损,泥沙俱下所有的商户和工厂都在赔钱。

    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弗兰茨只能一口气吃下市场上所有的廉价货,又暂时终止了德意志邦联与亚平宁商业同盟之间的中转贸易才让市场重新恢复稳定。

    有些习惯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养成,但要想要毁掉它几个月就足够了。

    (这是在十九世纪的条件下,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周期会不断缩短。)

    弗兰茨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那就是把当初他用来对付德意志国民议会的那部《劳工保护法》再搬出来。

    光是一个七险三金就能让所有邦国的商人和工厂主头皮发麻,不过弗兰茨偏偏又把保管和发放资金的权力交给了政府。

    再加上可以对违规企业采取强制手段,并处以罚款。这使得双方直接站到了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合作的基础。

    只要再配上一套得力的监管措施,一套全新的体系便形成了闭环。

    其他诸如禁止童工、同工同酬、最低工资标准、工农皆受保护等措施更是会大大增加用工成本。

    (具体内容参见第十一卷,第四十章,魔法对决。)

    权力虽然诱人,但弗兰茨建立的体系中遵循权责对等,巨大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这显然与他们的追求背道而驰,而且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和最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可不是那么容易祛除的。

    弗兰茨的做法与他们的认知相悖,弗兰茨的做法在他们看来等于是保护暴民,培养革他们命的人。

    最主要的是这件事与人类的直觉相悖,提升劳工的待遇等于成本上升,成本上升必然导致利润下降,利润下降会导致竞争失败。

    竞争失败会导致税收减少,税收减少会导致国家虚弱,国家虚弱又会引起内忧外患。

    如此一来,逻辑便能形成闭环。尤其是对于那些大人物来说,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过明眼人却能看得出来,整件事的核心在于政府补贴,而非单纯的工资问题。

    虽然此时德意志诸邦都在压低工人工资,但除了纺织、采掘等部分行业,工人工资所占成本比例并不是很高。

    即便是在这些行业中工资的比例也已经下降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甚至就连农业中由于大量的农机、化肥的使用人力成本比例也在不断下降。

    在钢铁、玻璃等大工业中一线工人的工资甚至不到总成本的5%。而且工资差异的问题由来已久,这么些年都没什么太大改变。

    之所以会选择压低工人工资完全是因为不用付出什么代价而已。

    压低供货商的价格可能会收到劣质的原材料,减少维护成本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

    但压工人工资却可以短期内节约成本,甚至获得更高的服从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崇拜。

    这些好处都是立竿见影的,而坏处却几乎没有。

    正因为有这种路径依赖,所以哪怕是国民议会那种激进派也觉得弗兰茨太极端了。

    没人会同意这种事情,但作为提议者的弗兰茨真的不明白这一点吗?

    其他邦国的代表不明白奥地利帝国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但对他们不利,或者他们觉得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绝不可能通过。

    当然以弗兰茨今时今日的地位也绝没有敢当众反对,所以提议只能搁置。

    此时诸邦的代表们便面临一个问题,既没有人敢赞同,也没有人敢反对。

    那么奥地利帝国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票要求整个邦联进行改革,毕竟奥地利帝国自己不可能反对自己的提议。

    既然没人反对,那么一票也是全票通过。这种事情虽然听上去十分荒唐,但它确确实实有可能发生,甚至是正在发生。

    虽然诸邦内心都是反对的,但即便是俾斯麦也不想硬背这口黑锅。

    俾斯麦的最终目的是和奥地利帝国决一雌雄不假,但他可没打算和仍处于全盛时期且怒气冲冲的奥地利帝国打上一场。

    说白了俾斯麦要的从来都是胜利,而不是战争。

    没人愿意站出来又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将矛盾转移,让那些民众和舆论把事情搞大。

    同样一件事情,由一个政治实体提出和由民众提出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如果在德意志邦联中某个政治实体非要和奥地利帝国和弗兰茨对着干,那纯属是在自寻死路。

    可如果是由一个叫民众的抽象概念提出反对意见呢?

    弗兰茨和奥地利帝国再不讲道理,再凶残也总不能把这个抽象概念全部杀死。

    于是乎关于《德意志工农,以及从事服务性工作劳工保护法》再次映入了人们的视野。

    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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