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言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官的风气,也让大户们收敛了很多。那么大家都收敛一些,少捞一些银子,社会矛盾就会有很大的缓和。

    因为他们在给自己留后路,但凡叫个‘有识之士’,他们都清楚的知道,王言就算不能挂相,也是辗转地方的大佬,王言如此威势,根本不可能让他在边地任职太久,那对国朝是个灾难,早晚有到他们家门口当官的时候,那他们可就完了。所以都默契的给自己留条路,被收拾的时候也有话说。

    现在王言又把西夏打废了,眼看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打契丹,他们想跑都没地方,只能钻山沟子里。而王言没事儿还会派兵扫山,驱赶猛兽,打击山匪,他们连山沟子都不能藏太久……

    范仲淹还没有具体安排,但是王言可以肯定的说,范仲淹不可能复相。因为变法,是不得不变的时候,才能推行的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好转,还夺回了不少土地,是不会支持变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王言的改革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杭州、青州、延州的都是肉眼可见的成功,大宋君臣又不是不知好坏的傻子,他们肯定还是会想办法,慢慢的在全国推行,只不过不能如同王言那般凶猛,而是更加的温和些。

    而这个‘温和’就是赵祯调范仲淹入京的目的,赵祯还没有老糊涂,他还是想着让他赵家的江山更好,也让他死后的名声更好,他到了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再说回到变法就是搞钱这一条宗旨,范仲淹大概会进入三司做个副使,挂一半的相。

    范仲淹自己也是有预料的,回京途中拐了好大一个弯来见王言,就是来跟王言商量商量如何‘温和’,以及大致的行动方略。

    不同于王言的不招人待见,范仲淹还是很有威望的,在于他为官多年的经营,以及他的年纪。就当官来说,年纪小是优势,年纪大一样是优势。而且范仲淹在青州的改革,就已经很温柔了,虽然也遭遇了刺杀,但就抵抗程度来说,是远不如杭州大户的。

    所以范仲淹的信心还是很足的,他说跟王言一样人嫌狗憎那是自嘲。再者从杭州到现在已经有六年,这已经不短了,不论是当官的,还是大户,都已经有了认识,杭州那边必然是以后的改革方向,算是试点作用。

    另外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范仲淹有法宝,若是在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不好推进,他就一句话解决问题,我放王言了嗷……

    王言,在上位者眼中是好刀,在下位者眼中是绝对凶猛的恶犬,嗷嗷咬人要人命的那种,可疼可疼了……

    除了商议‘温和’之法,统一以后的行动意见以外,就是让王言再给看看身体,还有狄青也一道看一遍。

    听说在先前打仗的时候,两人成竹在胸,根本不熬夜的。那么紧急的时候都悠哉悠哉,想来以后也会更加注意……

    送别了范仲淹,王言开始专心的经营的河南路的地盘。

    不外乎那么三板斧,干大户,干流氓,分田地,收商税,大量的开展工程建设。再加上他掌握着的自主发行新钱的权力,而不必要拿大量的铜来铸币发行,就如千年后的国家发展一般,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也是无所谓的。

    而且中央朝廷也不跟他收税,他只要保证新得的土地安稳,并掏出一部分的边军军资,那就是成功。事实上这才是京城对于边地官员的要求。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王言来了一年,就把延州给致富了,还练出了一支强军,直接就拉出去打西夏。甚至于整场战役下来,延州方面的军资,并没有要京城支付,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军器武备,以及正常的禁军开支以及少量的禁军伤亡抚恤,弥补了一些粮食缺口,剩下的全是延州一州之力撑下来的。

    这才是人们对王言又爱又恨的原因,他太会搞钱了,也不是竭泽而渔,毕竟杭州就在那里,除了科举的人才腰斩,到现在都没恢复以外,别的都挺好。

    欣欣向荣,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在王言主政治理的地方,那是实实在在肉眼可见的变化。如果将这个时间拉长到十年,也可称一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在各种的官员都配备齐全,王言好好收拾了一顿敢于不服的人以后,整个的河南路就安安稳稳的发展起来。

    王言也默默的推行着他的新钞在边地流通扩散。

    有官方支持,再加上王言大力的发展贸易,以及他强硬的要求,在他治理的河南路境内,在东西两个榷场,必须用他发行的新钞交易。

    随着商业交流的展开,商户们自然的便发现了新钞的方便以及坚挺,必然的会慢慢的接受。新钞的锚定,是王言按照所有的税赋,以及生产总值等等,综合算出来的,而没有单纯的锚定一点。

    而真的说起来,其实新钞锚定的是他王言的个人威势。他实际上也没有按照算出来的数据,去印发新钞,那只是他公布出的对商人们的解释。

    实际上他是根据新钞的传播范围的人口来发行的,他大致的综合一下数据,再根据经验沽出一个不至于爆炸的数就行了,基本处于极限状态。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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