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崇祯在文华殿召见陈新甲和傅宗龙,二人磕头之后,崇祯仔细打量向了傅宗龙,虽然两鬓和胡须白了许多,但精神还很健旺,于是道:“朕前者因你有罪,将你下狱,以示薄惩,今国家多故,将你放出,任陕西、三边总督,这是朕的特恩,你应该知道感激,好生出力剿贼,以补前愆,功成之日,朕不吝重赏。”

    傅宗龙含着热泪说:“风霜雨露,莫非皇恩,臣到军中,誓必鼓励将士,剿灭闯贼,上慰宸衷,下安百姓,甘愿粉身碎骨,不负皇上知遇之恩!”

    崇祯欣慰说:“很好,你到西安之后,估量何时可以带兵入豫,剿灭闯贼?”

    傅宗龙不确定道:“俟臣到西安,斟酌实情,条奏方略。”

    崇祯眉头皱了皱,不满道:“如今是四月上旬,朕望你驰赴西安,稍事料理,限于两个月之内率兵入豫,与保督杨文岳合力剿闯,切勿在关中逗留过久,贻误戎机。”

    傅宗龙暗暗叫苦,他也是带过兵的,深知两个月之内决难出兵,却怕崇祯震怒,将他重新下狱,只得放胆道:“恐怕士卒也得操练后方好作战。”

    崇祯厉声道:“陕西有现成兵马,各镇兵马,难道平时就不操练么?你不要等李自成在河南站稳脚跟,方才出兵!”

    傅宗龙是知兵的,深知各镇练兵多是有名无实,缺额严重,只是崇祯已现出了不耐之色,不好辩解,只能跪地低着头不说话。

    崇祯以为傅宗龙已被说服,语气稍有和缓,便道:“汝系知兵大臣,朕所素知,目前东虏围困锦州日久,朕不得不将重兵派出关外,是否能早日解锦州之危,尚不得知,河南、湖广、山东、南直隶的局势都很不好,尤以河南、湖广与南直隶为甚,连失名城,亲藩殉国,卿有何善策,为朕纾忧?”

    傅宗龙叩头说:“微臣在狱中也常常为国家深忧,虽有愚见,却不敢说。”

    崇祯道:“苟利于国,不妨对朕直说。”

    傅宗龙道:“目前内剿流贼,外御强虏,两面用兵,实非国家之福,朝中文臣多逞空言高论,不务实效,致有今日内外交困局面,如此下去,再过数年,局势将不堪设想,今日不是无策,惟无人敢对陛下言说。”

    崇祯心中一动,大概猜到了傅宗龙想说什么,连忙说:“卿只管说出,勿庸避讳。”

    傅宗龙又道:“陛下为千古英主,请鉴臣一腔愚忠,臣方敢说出来救国愚见。”

    崇祯挥了挥手:“卿今日已出狱任事,便是朕股肱大臣,倘有善策,朕当虚怀以听,倘若说错,朕亦决不罪汝。”

    傅宗龙又叩了头,低声说:“以臣愚见,对东虏倘能暂时议抚,抚为上策,只有东事稍缓,方可集国家之兵力财力痛剿流贼。”

    崇祯不置可否,仿佛这意见不合他的心意,因陈新甲是议和派,他怀疑是陈新甲暗嘱傅宗龙作此建议,不由向陈新甲望了一眼。沉默片刻,问道:“你怎么说对东虏抚为上策?不妨详陈所见,由朕斟酌。”

    傅宗龙道:“十余年来,内外用兵,国家精疲力竭,苦于支撑,几乎成为不治之症,目今欲同时安内攘外,纵然有诸葛孔明之智,怕也无从措手,故以微臣愚昧之见,不如赶快从关外抽出手来,全力剿贼,俟中原大局戡定,再向东虏大张挞伐不迟。”

    崇祯道:“朕已命洪承畴率大军出关,驰援锦州,目前对东虏行款,示弱于敌,殊非朕衷,你出去后,议抚二字休对人提起。下去吧!”

    傅宗龙叩头退出,崇祯向陈新甲问道:“傅宗龙也建议对东虏以暂抚为上策,他事前同卿商量过么?”

    陈新甲叩头道:“傅宗龙今日才从狱中蒙恩释放,臣并未同他谈及关外之事。”

    崇祯点点头道:“可见凡略明军事者均知两面作战,内外交困,非国家长久之计,目前应趁内事稍歇,催促洪承畴率大军火速出关,驰救锦州,不挫东虏锐气,如何言抚?必须催承畴速解锦州之围!”

    陈新甲道:“陛下所见极是,倘能使锦州解围,纵然行款,话也好说,臣所虑者,迁延日久,劳师糜饷,锦州不能解围,反受挫折,行款更不容易,况国家人力物力有限,今后朝廷再想向关外调集那么多人马,那么多粮饷,不可得矣。”

    崇祯叹了口气:“朕也是颇为此忧,眼下料理关外军事,比豫、楚,两淮还要紧迫。”

    “皇上,确是十分紧迫,不过连同宁远吴三桂在内的八个总兵官率领的十三万人马已经出关,洪承畴也驻足关门,一矣部署好关门防御,就向围困锦州之敌进逼。”

    陈新甲附合。

    崇祯想了想,便道:“对闯、献如何进剿,卿下去与博宗龙仔细商议,务必要他今夜出京,而对扬州李信,须催促孙传庭与史可法,朕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遵旨!”

    陈新甲叩头退下。

    崇祯孤零零的坐在文华殿内,想着关内关外战局的靡烂,竟全无把握,再想着李信扼漕运咽喉,更是心里说不出的慌乱,不禁再叹了口气。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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