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由来。】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占。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说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占。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说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